中国学术界首次聚焦休闲理论问题研究

由中国软科学研究会、《自然辩证法研究》编辑部、中国艺术研究院休闲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2002-中国：休闲与社会进步学术研讨会” 于10月27日至30日在北京召开。

研讨会的主题是：休闲——一个新的社会文化经济现象。会议就“休闲产业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消费政策、劳动时间的关系及对策”；“转型期城乡（社区）居民休闲时间的利用、特点及存在问题”；“2008年奥运会与中国休闲产业发展”；“休闲产业相关社会条件支持系统在我国的现状、特点及发展趋势”；“休闲的文化价值与对人文关怀的意义”；“休闲旅游与自然文化遗产的保护”；“休闲与教育以及休闲政策的考察”等一系列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一

此次会议直面休闲已成为我国社会文化经济生活的重要内容的现实，透过休闲这一社会现象考察和探讨了休闲的本质、人的本质、发展的本质等问题，并就如何认识以文化引导的作用和人文关怀的力量来推动社会的进步、如何认识休闲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如何认识休闲在推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中所具有的功能、如何认识社会转型期我国人民大众休闲生活的现状、如何引领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学术研讨。

第一排由左至右名单左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何伟，左二外交家陈鲁直，左三国家外国专家局局长，

左四科技部副部长韩德乾，左五于光远，左六国家第一任旅游局长韩克华，左七中国软科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孔德涌，

左八外交家成幼殊，左九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左十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

第二排：于光远身后站立者：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第二排：孔德涌身后站立者：北京大学教授孙小礼

来自国内外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以及休闲产业实业家共80余位代表出席了会议，收到学术论文50余篇。

我国休闲研究的开创者、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原国家旅游局局长韩克华，以及科技部原副部长韩德乾，原外交部驻外大使陈鲁直，国家外国专家局原局长马俊如，中国科技发展促进研究中心原主任孔德涌，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文章，文化部教科司司长童明康，科技部调研一室主任刘琦岩等学界知名学者和领导出席了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教授专为大会写来了书面发言。

在第一天的大会上，十余位学者发表了精彩的演讲：于光远：论普遍有闲的社会；韩克华：谈休闲与社会进步；韩德乾：科技发展与休闲产业；陈鲁直：闲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马俊如：休闲与科技创造；孔德涌：休闲：昨天、今天、明天；王文章：加强休闲文化研究、促进社会全面发展；魏小安（国家旅游局发展规划司司长）：社会发展与旅游业的变化；郑介甫（天津环渤海娱乐业发展集团董事长）：环渤海娱乐业发展前景了望；王雅林（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双休制”对在业者休闲生活质量的影响；余嫔（台湾高雄师范大学教授）：成年人的玩与工作表现；刘孝廷（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深度休闲与社会病理学； Sushma Sood（印度贾拉斯坦大学休闲研究中心主任）：休闲与教育；申葆嘉（南开大学教授）：休闲学研究方法论；戴学峰（首旅集团研究部经理）：旅游文化与旅游经济；马惠娣（《自然辩证法研究》编辑）：休闲：人类美丽的精神家园。

成思危教授的书面发言题目：知识经济时代与人的休闲方式的变革。（有关发言将陆续全文发表）

此次会议还受到了有关部门和领导的支持与关注。文化部教科司司长童明康到会致辞指出：我国正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急剧变化的现实生活向我们提出了大量的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呼唤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关怀，也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休闲文化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欲建设先进文化，必须重视对休闲文化的研究与引导。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对闲暇时间的利用与分配仍存在着不健康、不科学、不合理，甚至是腐朽文化，如封建迷信、旧俗陋习、黄色书刊等现象。它们无处不在，有时是潜移默化，有时是明目张胆地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这些不健康、腐朽的文化主要出现在人们的闲暇时间中。加强休闲文化的研究，对于抵制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营造丰富多彩、积极向上、文化内涵深厚的公共秩序、生活环境和社会风气，指导广大公众科学、健康、合理地规划休闲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科技部调研一室主任刘琦岩指出：“休闲是生态，也是心态，它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和提高的过程，所以，对于转变中的中国，我们现在就要开发和宣传正确的休闲理念，培养人们的休闲学习能力。”他还建议学者们在为中国的休闲业、休闲学选择一个起点时，不仅关注休闲心态的问题，更要关注休闲背后的生态问题。二

研讨会分“休闲经济”、“休闲文化”和“休闲理论”三个组进行了讨论。

（一）“休闲产业与休闲经济”组的讨论很热烈，提出了7个方面的问题：

1关于休闲产业的界定问题，①界定是否有意义？休闲产业是一个综合产业，是否需要对这个产业本身进行界定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人认为不需要对休闲产业进行界定，不要人为的限制休闲范围。但更多的人认为为了学术研究的需要，只要在自己学科范围内解释得有道理，即可以对休闲产业进行界定。②界定的标准。休闲产业是多个行业的交叉，是否可以有一个界定标准呢？我们知道旅游产业的界定主要以旅游者为标准，休闲产业的界定应以什么为标准？旅游花费可以弄清，主要以旅游者的花费为标准，那么休闲花费是否可以弄清，以什么为标准？这是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③要不要强化休闲产业？一方面有的学者认为休闲是人的心理体验，如果通过休闲产业来引导，会使人在休闲消费中发生异化，所以不应该由商家或产业来引导，不应让休闲的发展打上“经济”的烙印，所以不要强化休闲产业。另一方面则认为，休闲的发展需要经济实体，这些经济实体实质上就是产业。为了发展的需要，应该提出休闲产业，通过强化休闲产业来促进休闲发展。同时休闲产业的强化还可以提高企业的层次，提高其文化品位。

国内从经济角度研究休闲的人多是旅游出身，而且由“假日经济”引发的休闲经济的思考也更多的考虑的是旅游，对于这种研究现状到底好不好还要看将来的发展。而且目前提出的休闲产业以旅游产业为龙头到底好不好还要讨论。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休闲经济应该是次生学科。只有从休闲现象分析入手，才能搞清休闲经济的基本含义。很多休闲活动虽然表面上没有与经济直接联系，但确是休闲经济的内容。所以需要进一步明确休闲经济的内涵。

休闲经济的研究要有量化的东西，要有确定性。休闲经济定量分析时，主要产业的指标分析，休闲经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对就业的贡献率等等都需要更精确的量化分析。

休闲产业与休闲需求之间存在着休闲产业引导休闲需求和休闲需求促进休闲供给的互动关系。休闲产业可以引导休闲需求与消费。这种引导开始可能只是形式上的或只是活动的参与，但是人们在参与中可能领悟到休闲带给他们的价值和快乐，会唤醒他们的休闲意识，改变休闲观念，从而自身追求更多的休闲方式和更高的休闲境界，产生更多的休闲需求。同时，休闲需求的多样性和个性化也促进了休闲产业的进一步发展，由此进入供给需求的良性循环。

有的学者认为，休闲企业的运作有利于全民休闲意识的提高和休闲的国民性。学术研究为休闲产业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全民休闲的普及离不开休闲企业。所以加强市场运作，促进企业与学术界的结合是休闲普及的关键。另外，政府的引导作用可以避免企业运作中出现的某些弊端，如避免企业行为的急功近利、目光短浅、重复建设等问题，增强企业投资效益，提高对休闲者的服务质量。

经过考察发现，中国南方休闲经济发展较好，有规模，但是进行理论研究的人较少；北京休闲经济研究比较深入，但是休闲经济实际发展不如南部地区，如上海、海南等地。所以如何实现休闲经济的实践与理论对接问题也会影响到这两方面的切实发展。

“休闲文化”组在讨论中，提出了4个方面的理论问题，参加讨论的代表陈述了各自的见解。

8、关于休闲与消费问题北师大胡金凤博士提出应从哲学和人学角度研究休闲和消费问题。以往的多数学者只从经济和其他实证、具体的学科角度研究消费，却忽视了消费作为一种社会和人的观念行为所具有的哲学和人学意义。所谓从哲学维度研究消费，就是将消费的本质和功能等问题放进马克思主义人学视野中加以考察，研究什么样的消费观才是我们21世纪的社会生活中所需要的，或者说什么消费观是好的，其评价标准是什么等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消费的哲学考察的主要内容。

9、关于休闲教育问题山西大学邓蕊强调要重视休闲教育，认为随着休闲社会的来临，休闲教育已经成为摆在政府和社会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而就目前情况看不仅学校缺乏休闲教育，家庭和社区等也没有休闲教育，自觉而有意识的休闲教育几乎为零。建议在高校设立休闲教育课程，以提升人们的休闲品质和休闲素质，更好地迎接人类休闲时代的到来。

10、关于马克思的休闲思想中国人大刘晨晔博士主要谈对马克思主义休闲思想的理解，认为严格说来，马克思没有直接研究休闲问题，马克思的休闲思想应是马克思思想的副产品或理论无意识，但这并不影响马克思休闲思想的意义和影响。对马克思休闲思想的理解应从马克思理论体系结构角度来把握。包庆德博士则认为，马克思从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劳动到《资本论》的雇佣劳动的理论阐释与分析批判，其目的正是从理论自觉维度揭示并瞻望自由时间在人类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只是他使用的是“自由时间”而非“休闲”二字罢了。但是，我们仍然从马克思对自由时间的论述中把握其思想实质。

11、关于生态休闲问题内蒙古大学包庆德博士从生态哲学维度立足于马克思“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这一著名命题，着重研究生态休闲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而其所主张的生态休闲，就是这样一种新的休闲方式和休闲品种。所谓的生态休闲就是指人的生态化休闲与发展的生态空间，就是为不断满足科学、文明、健康休闲的需要而处于的生态文明创造体验，欣赏并建构的一种高层次、高品位和高质态的生存状态和发展状态，它既是人类着力建造的生态环境物质文化家园和生态享受精神文明家园，亦是人的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人们的生态休闲通过人类休闲所特有的生态行为方式、生态思维方式，天人合一的情感，关爱生命的伦理，创建生态文化意境，通过环境保护途径，从而达到个体身心和意志品质的全面提升和自由发展。

（二）由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学院王雅林教授和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公共管理系吴文新博士主持的“休闲理论组”人数最多，讨论最为激烈而深入，问题涉及面很广，几乎覆盖了目前国内外休闲学研究的各个方面。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休闲是一种自然的、本能的活动，还是文化的、意识的活动？中国休闲学研究的开拓者马惠娣女士认为，从休闲学的角度研究休闲的本质，应把休闲看作是人的一种存在状态、一种生命状态、一种精神状态，是人“成为人”的过程，是人的一生中持久的、重要的发展舞台。休闲的最好状态应是以欣然之态做心爱之事，休闲应成为人类美丽的精神家园。申葆嘉先生认为，休闲是人的意识活动和文化活动，属于意识和文化层面的东西，具有文化和意识的属性。休闲与休息的区别关键在于人的意识状态，在于主体人有没有一种自觉的文化意识。如果把休闲放到人类文化的背景中，就可以知道，中国和西方有着不同的休闲内容和方式，反映了中西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相应的价值观念。刘耳认为，休闲既是自然的和本能的，也是文化的和意识的，是二者相互作用的产物。因为，从人的本性和本能上看，人从玩耍中练出求生的能力，正如于光远先生所说，“人之初，性本玩”，人在悠然自得、无拘无束的玩耍中学会了许多生存的本领，然后才逐渐成为人的自觉的、有意识的文化活动，并随着语言文字的形成和发展，文字乃至其他各种符号的意义才成为休闲活动的重要内容。台湾高雄师范大学的余嫔教授认为，应从繁杂多样的休闲活动中，寻求休闲活动的共性，也就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概括出作为休闲活动之共性的心理本质；休闲与工作的区别，根本在于心态：是自由的还是强制的，是自主的还是被动的，是轻松愉快的还是沉重郁闷的等。还有的学者认为，休闲来源于人的生存、发展之层次不断提升的需求，应从人的存在和发展状态和境界等全面界定休闲，休闲应使人生活得更好、突出其价值和伦理层面的内涵和作用，因而，真正的休闲应是有益于个人身心健康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活动。

关于界定休闲的方法，申葆嘉先生认为，不应事先设定一个休闲的概念，应容许宽泛的休闲概念，以便在休闲学科体系形成之前，能够从各个方面拓宽和加深对休闲的研究；因此，传统的归纳法不适用于休闲的定义。

笔者认为，无论对休闲做哪些方面或角度的研究或界定，都必须明了这样一些前提，那就是：休闲是人的活动，是体现和实现人的全面性和丰富性的活动，是整合和提升人性的活动，因此，坚持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角度，整体地理解休闲活动及其与人性整体的相互关系，才可能抓住休闲的本质，从根本上把握休闲的特性和功能。这样，就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对休闲做一个尽管笼统但能够体现休闲原则的哲学或人学的界定，以便在多方面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不致陷入对繁杂的休闲现象的梳理和统计之中，而抓不住休闲的本质。因此，应从人性的三个方面即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意识属性及其整合提升上对休闲做一个宽泛而原则性的理解，即：休闲是人在生理必需活动之上和之外追求身体健康、身心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精神和社会文化和谐统一及其升华境界的实践活动。其要点有：①休闲是人的实践活动，②与其他实践活动的关系，③体现人的某种追求，④这种追求的价值目标和终极意义等；这个界说不局限于休闲活动的具体形式及其与劳动实践（工作）的形式，甚至时间上的区别，而着眼于它对于人性整体的共性本质。这可以在考察休闲活动或现象之事实和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思辨和体悟的方法而得到，并可在实践过程中进行检验、矫正、充实和发展。

申葆嘉先生认为，休闲应是人的历史实践的一种状态，是在人的追求由物质转向精神的过程中产生的，并将随着社会的进步而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成为人的主流的生活状态。刘耳认为，休闲起源于人幼童时期的玩耍本性。实际上，动物也有玩性，从动物进化到人，玩性并没有消失，而是随着人类社会组织、语言、文字的产生而逐渐具有文化的丰富内容和形式。从历史的维度来看，休闲自人类诞生以来就存在，而且很可能在原始社会里，休闲活动的时间和内容更长、更丰富，并越来越具有人类文化价值之终极追求的意味；从根本上说，人类历史上一切与终极追求有关的活动，比如哲学、宗教、艺术、科学等无不与休闲有着紧密的渊源关系。比如，从原始人的自然宗教或自然崇拜的意义上看，休闲就是祭祀和膜拜、占卜和庆典活动，舞蹈、音乐、巫术、打坐、冥想、文字符号等就是其重要形式。并且，在西方文明史上，休闲与宗教有着紧密的关系，如“星期日”作为公休日，实际上是上帝赠与人类的“休息日”，在这一天里，人们都要到教堂里进行礼拜活动，膜拜上帝，进行忏悔，以企求上帝的原谅和宽恕，以便更好地进入伊甸园，或与上帝冥合，显然，宗教活动是一种重要的休闲活动。

对休闲与旅游的关系，提出重要见解的是申葆嘉先生，他认为，休闲早于旅游，休闲是比旅游更大的范畴，如果说休闲是自古就有，那么旅游只是随着产业革命的发生以及市场经济的形成而产生的。旅游与旅行也不同，旅行也是很早就有，而旅游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商业性的活动，是将旅行商业化和产业化的结果，旅游的最初动机也在于休闲，但有组织、大规模的、商业化的旅游活动则日渐淡化甚至扭曲旅游原本具有的休闲性质和功能，而成为旅游业主赚钱的一种手段。因而，目前的旅游学多是从产业的角度，讲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旅游过程的管理和服务，旅游业的投入和产出等，而不管旅游活动主体的内在感受和休闲效果。今后旅游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休闲旅游，休闲学的研究以及休闲产业的发展都应避免重蹈旅游学和旅游业的覆辙，直接关注人的生存和内在感受本身，而让休闲学和休闲产业、休闲经济服务于人的休闲——人的价值和意义，而不是服务于产值的增长和业主利润的增加。这一观点引起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中国大陆第一位到美国做休闲学研究的访问学者、杭州商学院的王国新教授颇有感触地说，我们参加这样一个研讨会，目的就在于扭转我国目前旅游业的单纯商业目的性，试图在旅游业的发展中强化休闲的理念、休闲的价值观、休闲的文化灵魂，因此在旅游学院和旅游专业渗透休闲理念和休闲价值观的教育十分重要。

申葆嘉先生认为，必须把休闲现象放到社会科学的领域之内，充分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但不能仅仅用社会科学的方法，不能陷进去出不来了，还必须能够自觉地上升到哲学的层次上，适当地运用哲学思辨的方法来充实和丰满理论。具体科学是一个非常严格、近乎于死的东西，它有很多规范和标准，因而也限制人的思维，它那些固定的方法程式只能告诉人们：是什么，怎么样，为什么，都是独立于现实的休闲主体的现象层面的；但不能告诉你在休闲活动中能够得到什么知识，获得什么感受，发挥什么潜能等，智慧来自思辨的创造，多问几个为什么，并打破沙锅问到底，一直追到休闲的本质上去。余嫔认为，休闲学的研究有实证的方法，比如心理学中的问卷调查，经济学对休闲中投入产出的研究，以货币形态表现的休闲主体的消费状况，以及社会学对休闲时间的分配运用等质和量的研究等。但更重要的是休闲学还可以通过思辨和体悟的方法来研究，如不同休闲主体的知识能力、已有的经验、价值观和生活态度等，在物质条件相同的休闲活动中自然会有不同的感受和内在体验与领悟。而休闲本质的东西只能通过体悟，即直接参与休闲活动之中，“让人能直接从本质上自然发出”，体验和领悟其中幸福感和满足感的程度和状态，这就是休闲的心理学本质，而大面积的调查研究则必需有社会学、经济学等具体学科方法的运用，而思辨的方法则用于概括和提炼理论，以形成休闲学理论体系的核心。国家地质公园陈安泽先生认为休闲学必须通过运用哲学的方法提升其理论层次，将休闲活动按照人的实践活动的三个要素即主体、手段或中介体系、客体进行分析，从而得出休闲的本质；而休闲产业和经济主要是提供休闲活动的对象（产品和服务）、场所、工具等，同时必须通过哲学理论的导引使休闲活动对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正面的作用。

当然，讨论中，也有学者怀疑休闲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能否形成自己独立的方法论及方法学体系。其根据是，马惠娣在她的文章中曾这样地写到，“休闲学往往借鉴和采用了哲学、社会学、经济学、行为学、人类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思维方法和理论工具，形成了休闲哲学、休闲社会学、休闲行为学、休闲经济学、休闲心理学、休闲美学、休闲政治、休闲运动、休闲宗教学等。”这似乎表明休闲学的确没有自己独立的方法，只是这些学科方法的大杂烩，形成的是一个休闲学科体系，而不是独立的“休闲学”。这一观点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大多数人认为，如果严格按照狭义的实证科学或者就是自然科学的观点来看，休闲学的确不成其为“科学”。但不能忽视的是，休闲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涉及到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方方面面，在休闲学形成和发展的相当一段过程里，有关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多学科的方法甚至其理论成果的参与都是必然的、必需的，休闲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的复杂性和多学科的交叉性，只要适当地界定了休闲的内涵，并坚持休闲学的核心观点，即“休闲是人的生命的一种状态，是一种“成为人”的过程，是一个人完成个人与社会发展任务的主要存在空间；休闲不仅是寻找快乐，也是在寻找生命的意义”，休闲学终将形成自己独特的方法和理论体系，以及相应的技术和应用学科，在这一学科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实证科学的方法、哲学思辨的方法、艺术审美的方法、宗教体悟的方法等等，甚至伦理学、价值学的方法、心理学、社会学的方法，以及人学整合的方法等等都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中国人民大学王琪延教授和他的博士生承担的《中国城市居民闲暇时间的利用研究》的课题，对北京市居民生活时间分配情况进行了调查，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比如，与1996年比，2001年北京市居民闲暇时间增加41分钟，并呈继续增加的趋势；闲暇时间的黄金段在每晚19点到22点；看电视占去了其中的大段，并随着学力的提高而减少，读书时间越来越多；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男女闲暇时间的公平分配等。应该说这些结论是我们进行休闲学研究的分析基础。刘耳还对中国和美国不同的休闲传统、时间的安排、内容和形式等进行了调查研究，显示了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社会发展程度等因素对休闲的巨大影响；凸现了美国公民在休闲生活中，参与公益活动的自觉性和自由度都比中国公民大得多，其中的自由心态和主动自愿的动机十分明显。余嫔也谈到台湾民众在休闲生活中，参与非营利性公益活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她说，台湾社会存在着许多非营利性公益组织，用来大力推进公众在闲暇时间里把公益事业作为休闲活动的自觉性，各级政府也从财政政策上给它们以支持，甚至通过民间交往的形式推进这方面的国际合作，有力地推动了台湾社会在环境保护、公共医疗和卫生事业、救急援灾、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的进步。大家普遍认为，相比之下，中国大陆在这些方面做得很不够，没有能够将休闲与社会公益事业有机地结合起来，因而我们面临着艰巨的向大众进行健康、文明的休闲价值观教育的任务。

东北财经大学旅游学院的李仲广，利用“工资－闲暇”模型，对休闲进行了经济学思考，得出了一些颇值玩味的结论，比如，“闲暇减少，而不是增加，是休闲产业出现并深化发展的原因”；存在着“闲暇悖论”即，人们在工资率较低时愿意延长工作时间，当工资率上升较高时，则愿意延长闲暇时间；发展休闲经济是必要的，因为通过增加人们在闲暇里的工作自由可以增加经济自由度，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休闲商品化使提高人们休闲效用，丰富和改进休闲方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成为可能”；“当工资率达到一定程度后，工作与休闲变为互补关系，休闲活动增加的目的在于效率的提高”；“休闲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如何增加人们的闲暇，而在于提高闲暇的效率”；等等。表明在对闲暇和休闲的关系，尤其是对休闲的本质和作用，以及经济发展与休闲的关系等问题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吴文新认为，对休闲进行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把休闲作为产业和经济部门进行研究、开发、管理乃至投入产出的分析等都是有益的，毕竟人的休闲活动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商品的购买和消费等环节，必然涉及到经济学的分析。社会学对人们闲暇时间的分配和利用的调查研究表明了人们对待休闲的不同方式和态度，也可以说明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的人群在休闲中的不同效果。但休闲的本质是休闲主体在休闲活动过程中的内在感受和体验，以及身心健康和与大自然、与社会、与他人关系的和谐状态等，这些因素是无法用时间和货币等客观的因素或标准来衡量的，因而，对休闲的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非实证的研究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在讨论中吴文新认为，休闲是一种促进个人健康、向上和社会文明进步的活动，因而不能把人们在闲暇时间里所做的一切活动都叫做休闲，否则，休闲何以成为人类美丽的精神家园，何以成为使人“成为人”的过程。因而，一种活动在何种意义上是休闲，休闲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价值和伦理标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此大家争论比较激烈。余嫔认为，这可以成为一派观点，因为，休闲的标准只能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自由、愉快幸福、轻松专注、自我满足、创造性强、有成就感等，特别是人的自由感是休闲与否的内在标准。首都财贸大学陆彦明认为，可以将休闲分为休闲一般和休闲特殊，而把休闲特殊再区分为好的、中性的和坏的三种，这样将休闲分出不同的几个层次，而对休闲的哲学、价值学和伦理学研究则可以对繁杂的休闲活动进行价值疏导，使之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和提升。

大会闭幕式上，本次会议的主持人马惠娣对会议所讨论的内容进行了总结。她认为，此次会议作为中国学术界首次聚焦休闲理论问题，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特别是在讨论中，提出了许多有探索价值的问题，比如，休闲与艺术的关系、休闲与宗教的历史源流关系，休闲文化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休闲学的核心是什么，休闲学与马克思主义、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关系，休闲教育的课程体系和实施方法等问题应引起学界的关注和积极的参与。然后，她就会议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休闲作为一个新的社会文化经济现象，对人的日常生活结构、社会结构、产业结构以及人的行为方式和社会建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近年来对该问题的研究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与参与，而且也产生了一批颇具学术水准的学术论文，这些论文不仅涉及哲学、社会学、伦理学、文化学，而且也涉及到经济学、产业学、管理学、行为学等方面。一支休闲研究的队伍正在形成之中。但是，休闲学毕竟是刚刚引入中国，中国学者的研究——尤其是构建符合中国民族特性、文化传统和具有时代感的休闲理论体系方面还任重道远。因此，如何处理好理论借鉴与创新，东方学术传统与西方学术传统，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历史、现在与未来，文化与经济，理论与产业，形而上与形而下，“阳春白雪”（书斋中的休闲学）与“下里巴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休闲形式）等关系十分重要，将直接涉及到这个学科在中国是否能快速成长的问题。马惠娣认为，休闲是自始至终与人相伴的现象，而将休闲作为一门学问加以研究的历史只有一百余年。它虽然与其他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紧密相连，但它又有其独特性、复杂性，在知识论和认识论上有诸多的难点。因而也就为学者们多元的理论创新和多元的研究模式提供了可能。

代表们还参观了北京郊区的休闲度假村，并与之座谈，获得了很大的启发。

会议还宣布成立了中国艺术研究院休闲文化研究中心和中国软科学研究会休闲研究专业委员会（筹委会）。

[1] 特别说明：本文中“休闲经济与休闲产业组”、“休闲文化组”和“休闲理论组”的讨论材料分别由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李国鑫博士、内蒙古大学哲学系包庆德博士、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公共管理系吴文新博士整理，对他们的辛勤劳动表示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