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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资本的隐忧
——五一劳动节休闲随笔



马惠娣


  前几日去理发店理发,边理发边看电视播放的节目。只见画面中端坐某男,口若悬河地讲“司马相如对卓文君劫财又劫色”的故事。该男犹如当事者,对司马相如是如何不择手段地欺骗卓文君进行了细致入微和绘声绘色的描述……我无法再能听下去,情绪失控地喊到“骗子、败类、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旁边的两位顾客和理发师对我的失态有些愕然。稍倾,似乎明白了什么,一位先问我:“您是老师?”另一位问我:“您是学历史的?”接着一位似乎在劝慰我说:“现在的电视就时兴这个。”我对诸位说:“我是一个学者,我知道现在时兴‘细说’或‘戏说’,而且电视中的表演者往往都是被人们尊称的知识分子。可是这样的“历史”哪里是在传播5000年中华文明,分明是在肢解历史,解构文明。用野史(至少是旁枝末节的历史)细说或戏说,以此吸引人的眼球,撩拨人的“淫欲”和“窥视欲”,引导求知者误入歧途。用意何在?不就想通过电视把自己在一夜之间变成名利双收的“明星”。可是知识分子历来是担社会道义者,是民族的脊梁。看到这样的现象,我下意识地感到愤怒与羞愧。当然,这样的旁门左道在历朝历代、各行各业都曾存在。过去,由于没有现代媒体技术,因而不会对民众产生太大的影响,沽名钓誉者的名利也难以获得,同时又往往被社会良知所不耻。”还好,几位不仅理解了我,还很赞同我的观点。
  是呀,时下这个现象已渐入“佳境”,如此的文化赝品虽是冰山一角,却受到热播与热捧。以学术为幌子的各种节目和多种媒体的嫁接正荡涤中国,也成为见怪不怪的文化现象。
  薪火相承了2000多年的尊师重教传统正被瓦解——大学注水、教授泛滥、硕士博士无处求职,新的读书无用论正像一股涌动的潜流在蔓延;读书也仅仅变成了一块求职的“敲门砖”;我们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大学、却无有顶级的学术大师。学者的研究可以不那么神圣,不那么较真,不那么严肃,不那么潜心,进而沦落为“稻粮谋”。什么社会良知,社会责任,社会脊梁统统化为乌有!对此,现代媒体极尽推波助澜之能事,制造一批又一批文化商人,污染一批又一批渴求知识却无辨别是非的受众。难怪台湾学者李杨说“中国大陆没有文化名流”。
  我们不能不拷问社会的大众传媒、大众文化传播者、大众文化生产者的社会责任,不能不反省那些所谓的文化传播者正把文化变成“势利鬼和时髦者的游戏”。
  还有一种现象同样令人忧心忡忡,如今我们把最具人文意义的三个节日(春节、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锻造成了“黄金周”。各种媒体同声一词“五一黄金周”、“十一黄金周”、“春节黄金周”,以致于每当三个假日来临之际,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出游和购物,人气加财气,节日的意义全变成了“货币黄金”。节后媒体连篇累牍的报告就是黄金周的盆满钵盈。由此误导民众对价值理想的判断与选择,误导民众对节假日文化意义的理解,以致于使以民族精神、道德伦理、价值理想和审美情趣为底蕴而进行精神体验与洗礼的三个节日的意义荡然无存。
  如今,科技的迅猛发展,解放了我们的肢体、减轻了体力,使我们拥有了更多的闲暇。然而,国人对闲暇与休闲价值的理解太狭隘、太浅薄、太粗鄙。整个社会把休闲简单地等同于吃、喝、玩、乐。一些媒体正在拣拾西方人遗弃的牙秽,制造出众多的“愚乐”节目,诱惑出善男信女的“明星(影视)崇拜”、“金钱崇拜”、“一夜成名”或“一夜暴富”。看也看不完的电视连续剧大多被打斗、算计、色情、勾心斗角所充斥。等等。
  娱乐商人们也正把休闲变成一棵硕大的“摇钱树”,为了一己私利,可以毁家园、毁城市、毁生态、毁历史遗迹、毁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当下在我国的许多城市中,商务中心鳞次栉比,而文化中心却少之又少。和谐社会与可持续发展在他们手里成为一句没文化底蕴支撑的空话。
  闲暇时间也被看作没用的“东西”,要么放任自流,要么都被赶去出游、购物,满足感官与生理的欲求。人并没有在这样的行为方式中增值,相反产生厌恶与排斥。在人为制造的喧嚣中,人们为名累、为利忙,忘记了沉思、忘记了欣赏、忘记了自律、忘记了社会责任。以图书馆为例,我国图书馆总量不过2700多所,相当一部分图书馆常年不购书,读者也寥寥无几。而国民读书状况极为堪忧,调查显示,人均年阅读书数量仅有0.4册。连应该读书的人都不怎么读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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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种迹象都告诉我们,本来就脆弱的中国文化资本正在畸变。
  有人会问,什么是文化资本?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告诉我们说,文化资本通常有三种形式存在:1)具体的状态,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2)客观的状态,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如:图片、书籍、辞典、工具、机器等,这些商品是理论留下的痕迹或理论的具体体现。3)体制的状态,是一种客观化的形式”。文化资本的积累往往是处于具体的状态与过程中,即我们称之为文化、教育、修养的形式。布尔迪厄把“早期家庭教育投资”、“能力培养”和“节约时间”看作衡量文化资本最有效的途径。在他看来,教育与教养,是最大的文化资本,是最有能力转化为经济资本的资本。这种资本的投资越早越好,回报率越高。
  当然,文化资本的积累是所有个体自己的事,它起始于家庭、童年,起始于读书、勤奋、诚实、节俭、礼仪、善良┅┅,这是社会文化资本的基石与基座。
  也正因为如此,西方人的文化资本建设,首先从教育、艺术欣赏、读书习惯等方面入手,并形成良好的互动循环——富有者,把钱捐献给教育,这样可以使绝大多数人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教育的普及才能培养高素质的劳动生产力;高素质的生产力才能有整个国家的创新能力。
  兴办教育是美国构筑文化资本的重中之重,有钱的人愿意把大量的钱捐赠给学校,这个传统延续至今。美国只有200多年的历史,而大学、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馆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堪称世界之最。也正是这些文化资本从根本上造就了美国人不断创造经济奇迹的辉煌历史。
  在著名的意大利历史名城佛罗伦萨,傍阿诺河畔矗立着世界上最著名的五座私人博物馆,其中贝利尼家族以18代人的心血和积蓄为国家、为世界保留了大量的艺术珍品和历史文化遗迹。是意大利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精英锻造了这样的文化资本;是这样的文化资本给予了佛罗伦萨的价值。而且这种价值也延伸到了其他商品中,同是一款手包、瓷器或其他物品,摆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商场中,它的价格要比来自中国的产品高出10倍,甚至上百倍。
  说到这样的传统,不能不提及历代西方社会精英对打造文化资本所做出的贡献。著名的制度经济学和休闲学的奠基者索尔斯坦?凡勃伦先生,当年在观察有闲阶层的休闲行为时,注意到“有闲”生活采取一种“非物质”的方式,即一种以“准学术”的或“准艺术”的方式进行,认为这是高级的、有价值的,它应该体现在满足人的精神上、审美上、文化上的需求。他还注意到,这样的有闲生活不仅可以提高人的教养、社会的文明程度,还可以将人导向自律和高尚。自1899年《有闲阶级论》出版后,全美国逐渐形成了鄙视“炫耀性消费”的风气。为健康的文化资本大厦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才能有更多的人走向志愿者活动、捐助活动、慈善事业、教育事业、社会服务等。富有的人用更多的钱捐助更多的大学,兴建图书馆、艺术馆、运动馆、博物馆,并形成国家文化传统。
  在中国,人们对“文化资本”的认识还相当肤浅,只看到以“商品”形式为载体的文化资本,而忽略了以人的精神和社会体制等形式存在的文化资本,尤其忽略了文化传播者、文化事业开拓者,以及文化精英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良知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历史上的中国文人,历来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语声读书生生生入耳”担社会道义的责任感,也有“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治学与治事的追求,便也成了中华民族辉煌历史的缔造精神。如果当代文人墨客放弃这样的精神,取一时社会之悦,哗大众一时之宠,为商业大潮所裹挟追逐蝇头小利,那就不是自己的悲哀,他将殃及民族与国家的未来。
   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曾在论述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时指出,“可惜的是,近百年来各种流派一味翻新,不断刺激,神圣之感早已荡然无存。现代派文艺又总是以个人感觉作为评判标准,竭力缩短审美心理的距离,追求即兴冲动,同步反应和本能共鸣。其结果是没有一家能拥有足够的责任感和深厚的精神蕴藏。”这话尖刻而深刻,却又切中时弊,直把批判的目标指向文化传播者和文化产品生产者中的人文缺失和道德沦丧。但愿这段话对处于文化资本垒砌阶段的国人有所警醒,尤其是文化传播者和文化产品制造者的警醒。

 

2007年5月4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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