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中国休闲学奠基者之一龚育之老师
音容笑貌宛在 人格魅力长存
道德文章不朽 学术正道永恒
马惠娣
（2007年7月12日）
中国休闲学奠基者之一龚育之老师，作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其近10年，与于光远、成思危等大家一道扛起了中国休闲学研究的大旗，成为中国休闲学的缔造者与奠基者。他的有关休闲学研究的见地，其高屋建瓴，有胆有识，非同反响，为早期中国休闲学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休闲学历史将永远铭记于他。
中国休闲学研究起始于1995年于光远先生创立的“休闲文化研究小组”，1996年于先生发表《论普遍有闲的社会》，成为中国休闲学研究的第一把“火炬”。1998年开始了对西方休闲学研究成果的译介，2000年《西方休闲研究译丛》五本书正式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是休闲学落户中国的一个标志。
然而，在这些年间，社会各界、政府部门，以及公众生活，对此学科研究的价值与意义缺乏正确的理解和共识。相当多的人（包括学界、学者和政府官员）认为这是对资产阶级生活情调的青睐，这是对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现状的漠视，这是自由化的回潮。即使在学界，也把休闲研究当成是对吃喝玩乐的眷顾。尤其那些左派分子、行左实右分子、号称“马克思主义者”利用多种场合向休闲研究发难。即使在今天，这种声音也不绝于耳。
正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龚育之老师不惧危言，并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依据，阐释了休闲研究的当代意义和时代意义。休闲学研究在中国能有今天的局面与他和于光远、成思危以及一批学术大家（包括兼学者型的官员）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平日里，龚育之老师的工作日程从来都是排得满满的。但是，他往往是挤时间，或者是放弃休息时间参加与休闲研究相关的各类活动。他曾先后参与了“西方休闲研究译丛”（第一套，已于2000年出版）和“西方休闲研究译丛”（第二套，将于2007年底出版）的主编工作；参与了“中国学人休闲研究丛书”的主编工作；参与了文化部重点课题“闲暇时间：中国人精神生活状况的调查与研究”的指导与课题审定工作；参与了与休闲问题相关的多种会议与活动，给中国休闲学研究的初始阶段奠定了正确的学术方向。
1998年在第一套“西方休闲研究译丛”编委会会议上，他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宝库中，自由包含着多方面的含义。一是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第二个是认识论和实践论上的必然与自由，这是哲学层面的问题。恩格斯讲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毛泽东讲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再一个就是劳动时间和闲暇，这是经济、社会生活层面的问题。马克思认为，人要生活，要创造生活资料，就必需付出一定的劳动，取得报偿，才能养活自己，这就是属于必然的劳动，你的必然的劳动既是为社会服务也是为自己生活。除此之外，剩下来的空闲时间就是自由的时间，是你可以自由支配和进行自由创造的时间，他把这也叫做必然和自由。政治上的自由，哲学认识论上的自由，谋生劳动之外的时间上的自由，都是很值得追求的，这三者之间有着很深刻的联系。
2000年当第一套“西方休闲研究译丛”的全部译文即将付梓之时，我把我为本套译丛所写的“编者的话”拿给他看，他在百忙之中认真审阅，并逐字句地点校了全文。其中将文中“我们正走向休闲时代”，改为“我们即将进入休闲在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时代”。然后，他对我说，学术研究与表达应力求严谨，要经得住推敲，要符合客观实际。
2002年5月的一天，我接中央政策研究室一人的电话，要我写论述“先进文化和休闲文化关系”的文章，并说在人民日报或光明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我知道这是一篇具有较强政治性的文章。写，还是不写？我拿不定主意，便先后打电话给于老和他。电话打给他，我先说明了情况，接着他说，“休闲文化和先进性文化我都没有研究，你怎么写我很难有具体的想法。但是我想你可以读读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特别是其中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总纲领，对先进文化和休闲文化的研究都会有帮助，而且应成为对这两个方面问题研究的基点”。而后，我又对他说，“从目前我个人的学识能力看，完成这样一篇文章会有很大的难度。但是如果努力去写，又经政研室的人反复修改，那么这篇文章有可能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学术文章了。如果文章真的发表出去，也许我很快出了名，可是人家会说我变成了御用文人，或者成了投机份子。我的心情很矛盾。”他说：“的确有这样的问题，但写与不写，都不应出于功利主义的目的。”
2004年11月的一天，我到他家里，恰逢他的新作《党史札记》出版。他在送我书的时候，在书的扉页上特意写下了“人文精神应该是具有现代科学意识的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应该是充满高度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两行字。并嘱我，休闲研究也应体现这两方面的情愫。
2004年他参加了文化部重点课题“闲暇时间：我国公众文化精神生活状况的调查与研究”的课题结题与评审会议。在会上，他充分肯定了这一课题研究的重要性，认为整理一本马克思论休闲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休闲和自由时间，自由时间和必要劳动时间，劳动时间和人的自由这些概念有很大的不同，值得我们去认识。”
2003年初，第二套“西方休闲研究译丛”五本书的翻译工作正式启动。我向他汇报了此事，并希望他对翻译工作做进一步的指导。他说，“翻译工作我主张信、达、雅，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再创造的劳动。因此一定要认真负责。至于如何认识休闲学，现在我还没想法。”不想过了一段时间后，他突然打电话告诉我，“已经完成了你的任务”。那时他正在北京医院住院。原来他已经给我写好了一幅字：“休闲，从少数人的消磨光阴，到多数人的生活方式，进而变为一种研究对象，形成一门休闲科学。”显然，这是经过他的深思熟虑，以及缜密的考察（读书）。虽文字不多，却内容深刻而丰富，历史、逻辑、认知方法都蕴藏其中，可谓大家手笔。
2005年1月在“中国学人休闲研究丛书”出版座谈会上，他发言指出：“休闲是马克思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念，不是枝节的，而是非常基础的观念。过去搞马列研究的人没有注意到这些。”
“过去人们一谈到闲，总把它当成贬义词，有闲阶级，总是不好。鲁迅给集子起的名字叫《三闲集》。为什么叫做《三闲集》呢？因为那个时候的左派、革命文学，要树立革命文学的旗帜，想了想就把鲁迅当成打倒的对象，认为鲁迅的东西是颓废的、落后的、封建残余的。批评鲁迅是“有闲”、“有闲”，第三个还是“有闲”。鲁迅为了反驳他们，也是嘲弄他们，给自己的集子取名为《三闲集》。当时的“花边文学”也在骂他。那个时候，人们崇尚什么？是劳动，是勤劳节俭，反对有钱和有闲。因为有钱就是剥削。”
“现在也有人认为，我们的生活还没有那么富裕，还有那么多下岗的人，还谈什么休闲呢？我觉得这个观念应该转变过来。文化的创造与休闲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没有闲，大概也就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更谈不上科学了。”
“如今，我们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多，除去每天8小时劳动，还有16个小时，再除去8小时的睡眠，还有8小时吃喝以及享受美味等等。现在每周5天劳动，还有三个长假日，这么多的闲暇时间，而且还在不断地增加。我们研究新事物，面对这么大的一个事物，对它的存在、活动方式等都值得关注。不仅要研究八小时以内的问题，还要研究八小时之外更广泛的问题，我们研究休闲，除了要证明把它跟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确立它的正确地位，看到它在现实社会中的地位，如果休闲文化内涵高的话，对满足人们的综合需要、消费情趣是有很多好处的。不能只关注8小时之内的工作时间，而且也应研究8小时之外的闲暇时间利用问题，应该看到自由在全面发展人的方面的重要地位。休闲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也应该看到休闲存在的品位比较低下、比较恶劣的问题。休闲品位的提高同文化的创造、休闲与自由、休闲与创造力等等问题都需要去研究。”
自2003年以来，他多次参与了于光远发起的关于“倡导科学、健康、友好的麻将文化”的活动，而且每次麻将论坛他都争取参加，并旗帜鲜明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在2005年“中华麻将论坛”上，他发言说：“两个问题值得注意：其一，关于麻将的地位问题。新中国以来，政府曾禁止过赌博，但从未禁止过打麻将。麻将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老百姓容易参与。当然，中国文化中好的东西太多了，比如，昆曲，但是大众参与就比较困难。在我国体育项目中，有桥牌比赛，为什么麻将就不可以列入比赛？对待麻将应该给予‘国民待遇’。过去的革命者，也包括毛泽东都曾把玩麻将作为消遣的方式。这些逸事在一些人的回忆录中都曾披露过。无论如何，当前这种‘既不提倡也不禁止的态度’不是办法。对于消极的、颓废的、陈旧的倾向要加以引导，而不能坐视不管。其二，要统一竞赛规则，同时也要考虑些娱乐性、合理性、技巧性更强的规则以满足初学者和老年人的需要。”
会下，他嘱我，“有些资料要查找，力求有依据、有出处。”他还说：“麻将也是一种休闲方式，它的大众性、普及性、娱乐性、知识性、趣味性也值得好好关注与研究，当然应该纳入休闲研究的范畴。”
2006年的7月他因肾衰入住北京医院，直至去世（2006年11月曾出院一次，12月底又住进医院），此间我多次探望他，偶尔也陪护过他。在他精神好的时候，他仍关心第二套休闲研究译丛的翻译进展情况。再一次嘱我认真负责，避免粗制滥造。
又过了一段时间，当他知道我正忙于与于光远老师合作写书时，便嘱我不要再来看他了，他说这样会分散精力，耽搁时间。希望我抓紧时间，认真完成写作任务。当他得知于老给书起名“休闲?游戏?麻将”时，他说于老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学问家，他也感慨于老开拓了休闲学这门学科。有时他也会开玩笑说，“小马已经变成大马了，你能拉车了。”
如今，龚育之老师已远离我们而去，但是他留下的道德文章、学术正道、人格正气，将是我永远的精神财富。他为中国休闲学所做的贡献也将铭记于青史，他的谆谆教导将永远激励我继续踏踏实实地耕耘在休闲学这片广袤的大地上。
龚育之老师音容笑貌宛在，人格魅力长存，道德文章不朽，学术正道永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