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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光远马惠娣十年对话——关于休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目 录

 

序言(1)
序言(2)

第一篇:休闲与哲学
第二篇:休闲与文化
第三篇:休闲与教育
第四篇:休闲与闲暇
第五篇:休闲与劳作
第六篇:游戏与创造
第七篇:休闲与旅游
第八篇:休闲与经济
第九篇:休闲与产业
第十篇:休闲与消费
第十一篇: 休闲与休闲学探源

 

内容简介

  本书两位作者倾10年之力,对休闲的历史、休闲在人类文化思想史中的价值做了深入细致的考察与思索。本书《对话》中的十篇,关注休闲这一新的社会文化现象,以及由这一现象提出的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等问题;关注休闲对生命价值的影响、对人性的滋养、对文化的孕育。《对话》中的十个问题,不仅是休闲学研究必需面对的问题,而且也是在国内外休闲研究中比较匮乏的工作。两位作者以跨学科的思维方法对所讨论的问题给出了独到见解和理论创新。

 

序(1)
——于光远

  这部对话写了十年原因很多,我看最重要的原因是休闲研究比我们原来想象的要难得多。最初缺少对国外的了解,待有了了解之后,又发现与休闲相交叉的学科领域太多。因此,只能慢慢累积,慢慢萃取。
  一本书写10年,固然有不可急功近利的原则在其中,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我和马惠娣都喜爱这个学科。之所以喜欢原因有三:一是休闲研究的跨学科性能发挥我们一贯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二是休闲本身所具有的人文文化特性与我们本身所向往的“存在状态”很契合;三是学者的创造意识使我们愿意为这一时代问题而耕耘。还一个难得之处,马惠娣几乎是潜心研究,别无旁骛。所以,这个对话一直是在兴趣中进行,不知不觉10年过去了。
  休闲,是个既古老又新鲜的课题,她的古老文化是什么?如今她的新意如何体现?哲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经济学家都怎么评说?黎民百姓市井生活如何对待?等等问题都需要花功夫梳理、甄别。《对话》中所涉及的十个方面是休闲研究中基本的、核心的问题。我们用哲学引领,用跨学科方法思辨,希冀用我们独到的视角和对人类文化与文明有一个新的认知。
  休闲既是一个社会问题、时代问题、宏观问题,又是一个个体问题、生命问题、微观问题。无论如何看待,她都与我们人生中的三分之一,存在中的三分之一,生活中的三分之一密切相联。她需要与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人类学、经济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对话。
  书稿完成后,我有这样几点想法:
  一是休闲文化的特性问题,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休闲在传承文化方面一定有独特的价值。我们确信中华民族的休闲理念有优于其他民族文化的特质在其中,需要认真梳理,不能因近现代以来休闲的没落而抛弃她。当然,对此我们既不可妄自菲薄,也不要妄自尊大。另外,我建议,向世界输出中国文化,包括中国人的休闲智慧和休闲价值观以及由此创造的艺术形式。
  二是关注休闲引起的产业链和新的经济现象。目前在中国,事实上休闲产业已经崛起。可是一些企业,也包括管理者和市场营销者,只知道休闲给经营带来机会,却缺少人文关怀意识,不了解人的休闲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经营休闲产业的企业盲目性很大,许多休闲产品缺少创新,缺少人文精神。所以,在这些方面尚需更多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方法、创新技术。
  三是关注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闲暇生活、休闲行为。人民大众是社会的大多数人群,是国泰民安的基础。国计民生不仅关心他们的疾苦问题,也包括关心他们的休闲生活。我们常说满足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精神生活需求,就应该体现在休闲生活中。我一再强调理论不能脱离社会实际、束之高阁。这个原则什么时候都不能忘。
  做任何事总归要留下遗憾与不足,我们的对话也不例外。因此,尚需在未来做进一步的思考与创造。我希望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中国休闲研究的学科特色。这有一大段的路要走。
  重庆大学出版社打算在未来系统地出版这方面的书,包括国内外的休闲研究成果,这是一个很有前瞻性的计划。我希望他们精心组织、精心策划、精益求精,以锲而不舍的精神把这个选题做好,为发表学者们的成果提供园地,为推动这个学科的发展作出贡献。

于光远  
2008年7月15日  
于北京京东寓所  

序(2)
——马惠娣

 

   这本《对话》起源于10年前,1998年中国文联出版社李珊莉女士注意到我与于光远老师正在做休闲研究。她找到我们的时候说,她正在策划一套“20世纪学术大师对话”丛书,希望我们的对话能成为这套丛书中的一本,并当即与我们签订了正式出版合同。
  最初对《对话》的设计包括六个方面,有休闲研究、自然辩证法、教育思想、科技规划、死亡问题、于老的人生。那个时候,我和于老的对话常常是在随意中进行,一般也不确定主题。我们最先完成了“论人生”和“论教育”两个部分。
  可是,那个时候我刚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访问回来,已开始了“西方休闲研究译丛”五本书的翻译工作。1998年底至2000年7月我的时间几乎都倾注给这套译丛了,《对话》的事就不得不搁置下来。紧接着做三个国家课题,许多时间便被占去。按原计划进行《对话》只能缓慢进行。此时于老也把相当多的精力放在了休闲研究上。索性改变计划,把休闲研究作为对话的主题。此间,李珊莉女士多次催稿,终因不能按时交稿,使我们与中国文联出版社的合作失之交臂。说来对不起李珊莉女士,她为我们的《对话》花了很多心血。

  休闲研究在中国是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2000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套“西方休闲研究译丛”五本书标志着休闲学到中国安营扎寨,标志着休闲学在中国诞生。
  填补这一学科空白,当然得益于于光远的远见卓识,得益于成思危、龚育之等学者型官员们的加盟,他们不仅扬起了中国休闲学研究的大旗,而且在他们的引领下,逐渐培养了一只研究队伍,组织了多学科领域共同参与的学术团体,目前成思危教授正担纲中国休闲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带领大家向形成休闲研究中国特色的学术范式发展。
  于光远是中国著名的理论家、学问家,1955年当选为首届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院士)。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30年间,他是中国思想解放运动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凭着他的睿智、胆识、敏锐,常常云人所未云,发人所未发。对哲学、经济学、教育学、文化学、科技发展战略、文学作品等几十个领域都有独到的贡献,涉猎范围之多、之广在中国的学者中还不多见。休闲学研究便是他晚年对中国学术界做出的又一重要贡献。
  于光远1995年成立休闲文化研究小组,全体成员不过10余人,包括韩克华、朱厚泽、吴明喻、秦川、何伟、胡冀燕、杨海瑞、马万里等,还有我。1998年后成思危、龚育之、孙小礼、白春礼、陈鲁直、成幼舒、马俊如、韩德乾、孔德涌、沈宝祥、刘梦溪、王文章等人也陆续加入。(事实上,成思危、孔德涌在1996年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第一届学术年会上,当他们看到我倍受责难时,他们用坚定的语言支持了我。也是在那一年,我当时正在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同样得到了孙小礼老师的鼓励与支持。)
  休闲研究在中国最初的一些年常常遭人指责。一些人认为这是对资产阶级生活情调的青睐,是对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现状的漠视,是自由化的回潮。即使在学界,也把休闲研究当成是对吃喝玩乐的眷顾。文化大革命遗留的意识形态时常利用多种场合向休闲研究发难。
  2006年还有权威人士建议我别把Leisure翻译成“休闲”,为什么不译成“休闲”,他没有说。但我猜想是“左”的意识还在。
  正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于光远、成思危、龚育之不惧冷言冷语,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依据,阐释了休闲研究的文化意义、时代意义与社会进步意义。休闲学研究在中国能有今天的局面与他们以及一批学术大家(包括学者型的官员)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事实证明,这门学科的诞生离不开学术大师思想的指引,离不开他们的社会影响力,离不开他们的远见卓识,离不开社会生活对他们思想的需求。

  1996年于老写出“论普遍有闲的社会”一文,给了我们对休闲的认识以全新的理念。那一年的春天,于老邀集北京学术界和理论界的人士开了一个大约有60人的会议,他要我在这个会议上做主题发言。那次会议发表了我的处女作——“休闲:人类美丽的精神家园”。从此,我的精力几乎是全部放在了跟随于老做休闲研究上,也与休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于光远学养深厚,视思想与写作为终生“享受”;他喜欢独立思考,长于哲学方法,善于发现和提出问题;追求思想创新,自称“望家”和“发起家”。
  我在整理对话笔记和查阅于老的各种文献时,常常被他的敏锐与洞察所感动。也终于明白为什么1995年国家刚提出每周五天工作制,他立即意识到这一社会文化现象的重要性,并旋即成立休闲文化研究小组。
  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于光远就提出了发展旅游业的问题,公开发表了许多具体的建议和意见。国家旅游局第一任局长韩克华,在多年后谈及于光远时还说,“于老真是目光远大。”
  20世纪80年代初始,他开始倡导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还特别谈到女性教育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关系,呼吁各级政府从抓现代生活方式入手,实现社会的改革与国民的进步。
  1991年,他开始整理他的教育思想,提出“大教育观”;提出21世纪的人应具备怎样的知识、能力和品格的问题;提出“教育是关系到中国命运的头等大事。这话没有丝毫夸张,如果中国的教育解决不好,一百年后我们就会成为劣等民族。我说现在学校、家长、学生不得不为分数发愁,而分数这种手段是培养不出建设现代化中国的合格人才。”当时我协助他写了这本书,给了我很深的影响。
  1995年在庆贺他从事学术活动50周年的会议上,他提议我主持一个哲学咖啡屋,他希望中国的学人像巴黎人那样坐在巴黎左岸,喝咖啡谈哲学、谈科学、谈艺术,相互碰撞思想火花。为此我找了当时风入松书店的老板王炜(原北京大学哲学系),王炜还专程到于老家里商议具体事宜,不料在运作过程中王炜先生患急症并离世,此事就此搁置下来。
  他还关注到玩的问题,那个时候他就批评到,“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教授玩、玩具制作与发明,以及玩的理论与专业院系。这不是什么好事!”他还说,“人之初,性本玩,活到老,玩到老”,因此,“要玩得有文化,要有玩的文化,要研究玩的学术,要掌握玩的技术,发展玩的艺术。”1997年他组织“玩的积极分子活动小组”,招募“玩的积极分子”,亲自带领大家到北京民族园踏青,组织室外学术沙龙。
  1999年春,我随于老去河北燕郊,在车中他与我谈到了休闲哲学问题。他问我,中外哲学史中是否有对休闲的论述?还问我,休闲在人类文化史中居于什么样的地位?是否有人做这方面的研究?他认为哲学表达价值观,是方法论和认识论,更是学问的核心。他说,任何一门学问离开哲学的考察,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眼前,不见长远;只见表面,不见本质。他一再告诉我,哲学不应该限于一般的、抽象的思辨,而是要去作特殊的、具体的研究,向着实践的方向前进,直到实践生活中显示出这种研究的重要意义。休闲哲学也要体现出实践性和创造性。
  1999年在第一套“西方休闲研究译丛”召开的编委会上,他说,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我们正在进入普遍有闲的社会。中国学者有责任关注和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有责任做学术积累。不论是哲学层面的讨论,还是经济层面的观察,不论是引进国外研究成果,还是培育我们自己的研究力量,目的都是为普遍来临的有闲社会做好理论准备。
  2000年五一之后,他看到了旅游“井喷”的场面,在一次会议期间,他对我说,旅游问题是需要认真关注的,因为,旅游不仅具有经济性,而且具有文化性,还是现代生活中的一种休闲方式。所以在注重旅游经济效益的同时,必须看到旅游是人的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他当即提出写“旅游词典”,许多条目就是在那次饭桌上边想边提出的。后来他又对条目框架做了多次修改。
  此后,他开始构思“四种消费品理论”。传统的经济学常常把消费品分为生存资料和享受资料,而“四种消费品理论”把近现代交通工具、通讯工具,把对科学与教育衍射出来的消费品提了出来。其精彩和深邃之处在于他从“四种消费品”入手,来认识经济学的本质和发展的本质问题,以及认识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特点。
  2003年他开始关注麻将问题,他说,“麻将是游戏的品类之一,是中国的文化智慧。当今麻将有异化的趋势,甚至成为赌博的代名词。有人想封杀麻将,我想不大可能,而且也不应该。把赌博现象归罪于麻将,显然是人的智慧出了问题,是人在逃避责任。”在他的倡导和主持下,于2005年前成立了“世界麻将组织”,世界上有近20个国家加盟,他担任首届主席,至今已连续召开了五届“中华麻将文化学术论坛与麻将竞赛”,为此还写了十数万字的书稿。
  2004-2005年,他热情地参加了我主持的三个课题的结项工作。他尤其关注到文化部重点课题“闲暇时间:我国公众文化精神生活状况的调查与研究”,认为闲暇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说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问题都有很深刻的论述,认为利用时间问题是一个极其高级的规律。
  2006年5月,由他破题,我们共同完成了《休闲.游戏.麻将》一书。
  2007年12月9日我到他的家里,他若有所思地对我说:“今天是一二·九青年运动72周年,我特别忧虑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身体状况。这个群体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有热情但压力也大,很多人不注意平日的体育锻炼。小马,你要关注这个现象。”
  2008年7月9日傍晚他打电话给我,“小马,我在我家附近的公园看到了北京平民的休闲生活,很值得关注。明天你带上照相机来体验一下。”
  这些年来,他还参加了许多与休闲相关的学术活动,自2002年起召开的“休闲与社会进步学术年会”凡是在北京召开他都出席。世界休闲组织上届领导和多个国家的休闲学者都曾拜访过他。
  在他的带领和启发下,我们合作发表了多篇文章,比如:“关于玩的价值的对话”、“关于消费在社会生活和经济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的对话”、“关于旅游经济与旅游文化问题的对话”、“关于闲暇与休闲的对话”、“关于劳作与休闲的对话”等为主题的讨论。有些文章已公开发表,此次没有收录进来。这些工作为完成《对话》积累了思想和素材。

  哲学是什么?答案有多种,但在本《对话》中我们更愿意把哲学理解为是对自由、理性、批判与反思的追求,是与“惊异”携手同进。
  我们的对话,于老更愿意采用苏格拉底式的,很随意、很自由。我的回答常常没有胆怯,没有拘谨,没有束缚。虽然有时我会幼稚、浅薄、无知,但都被于老所宽容,所匡正。也有例外,他会批评我的数学和几何知识极差,不会画图表,对经济学也不那么感兴趣。
  《对话》分10篇,涉及休闲与哲学、休闲与文化、休闲与教育、休闲与闲暇、休闲与劳作、游戏与创造、休闲与旅游、休闲与经济、休闲与产业、休闲与消费。每个都独立成篇,10篇构成休闲研究的基本框架。这些都是休闲研究的核心问题。
  另增加一篇是早些年间我写的“休闲与休闲学探源”,这篇文章比较系统地考察了“休闲”与“休闲学”的概念、休闲学崛起的学术背景与社会背景等问题,对《对话》中的十篇有补充作用。
  从哲学、文化、教育的视角研究休闲,是对人的本质的探索,是对自由、理性、创造的探索,是对人类文化共性与人性共性的探索。没有对这些方面的认识,休闲就不是休闲研究意义上的休闲。
  在《对话》中,我们把“休闲与闲暇”、“休闲与劳作”、“游戏与创造”看作是一对对范畴,试图厘清它们相互关系中的真谛。提示人们认识这些范畴是对休闲本质的一种延伸,它们之间的互补性很强。
  在对“休闲与旅游”、“休闲与经济”、“休闲与产业”、“休闲与消费”关系的探索中,期待发现休闲与现代社会经济运动和生活方式互动之间产生的新规律、新意识、新观念。这些也许是《对话》中的创新之处。
  《对话》中的10个问题,不仅是休闲研究必需面对的问题,而且也是在国内外休闲研究中比较匮乏的工作。我们无法逾越这些问题而奢谈休闲的学术问题。
  自然,还有许多方面没能涉及到,诸如,休闲与运动、休闲与娱乐、休闲与传媒时代、休闲与创意产业、休闲与大众文化、休闲与生活实践、休闲与社会变迁等等,这些看似时尚的、动态的、变幻的、延展的社会现象对于人类来说,究竟是1背后的若干个0,还是将撬动人类文化与文明发展的新杠杆?全球一体化伴随传媒技术同步化是否引出文化标识同质化?还有休闲与科学、休闲与宗教、休闲与艺术的关系问题,它们将向自然回归,还是将颠覆原来的历史轨迹,等等,这些颇具新意、也颇具挑战的选题我们也正在积累和思索中。

  在这十篇《对话》中,每一篇究竟都谈了写什么?
  在“休闲与哲学”一篇中,我们认为,休闲哲学是认识休闲的核心问题。作为一门学科,它的最基本的理论应涉及哪些问题,目前还在探索中。但是,无论如何休闲离开哲学的思考,休闲便失去了作为一门学科的意义。从哲学的角度思考,休闲哲学当,且当回答:休闲的本质与价值,休闲的“在”与“不在”,休闲的合理与道德,休闲的结构问题,人在休闲中的结构问题,休闲如何促进人“成为人”等等,不啻为休闲研究的基础。
  在“休闲与文化”的讨论中,我们指出,休闲是文化的基础,这是人类文化的共性,是人性的共性,是生存的共性,是发展的共性,是创造的共性。从古至今、从东到西,休闲作为一种特殊的亚文化形态始终传承着主流文化,并且以直接、亲切、自由、富于情趣、人性化的力量渗透在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中。休闲,不仅给予人以生物性的帮助——恢复体力与精力,而且,可以通过有意义的休闲生活走进美丽的精神家园。文化依靠休闲滋养,休闲培育文化品质。社会进步史也是一部休闲史。没有休闲难有真正的艺术、哲学、文学、科学与宗教,人类离开了休闲就是一架周而复始的机器!   “休闲与教育”是我们都感兴趣的话题,也是每每谈及都感沉重的话题。在休闲与教育两个方面,我们很羡慕古希腊的文化传统,因为古希腊文化孕育了这两支世界上最美的花朵。她们一脉相承、同宗同源。休闲使教育变得轻松活泼,自由、欣赏、审美、体验、创造——书写了休闲的本质。教育使休闲更加丰满、鲜活,并代代相传。重视休闲教育,是从最高社会价值方面将休闲的学问视为善良、自由、尊严、公平、怜悯和仁爱,是引导人享受积极、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最佳的教育方式。
  “闲暇与休闲”是休闲研究中的一对范畴,是容易被人混淆的两个概念。它们相互依存,互为条件。无“闲”,何谈“休”。但此“闲”更指一种心态和心境。闲暇,是一种以时间形态存在的社会资源,其价值重大。休闲,是人“成为人”过程中的重要舞台,是人的本体论意义之所在,是一种生活实践和生命体验,是人类的精神家园,是人生的一种智慧,是促进文明社会来临的有效途径。
  “劳作与休闲”,也是休闲研究中的一对范畴,但一般情况下人们常常把它们对立起来。我们认为,劳作与休闲是人的存在的组成部分。劳动创造了人类,也创造了休闲;没有劳动就没有休闲,没有休闲,人类就不会有高级的劳作形式。伴随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的劳作与休闲形式都将发生重大的变革。一方面,劳动产品的附加值愈来愈高;另一方面,劳作与休闲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再一方面劳作对休闲的依赖也愈来愈多。西方学者预言,未来若干年“工作的终结”将来临,这既可将人送入“天堂”,也可把人打入“地狱”。关注劳作与休闲的关系,实质是对人的未来存在的思考。无论如何,我们希望未来的劳动将会更多地凝聚人的休闲智慧,休闲智慧将使未来的劳动充满创造的激情与乐趣。劳动形态的多样化、多元化、个性化和人文化,既是人类的理想,也是文明社会真正来临的标志。
  “游戏与创造”,它们之间既是一对范畴,也是一种因果关系。游戏在相当意义上等同于休闲。我们强调:游戏是人的休闲方式和生活主题之一,是“衣、食、住、行”四大要素之外的重要生存条件。人之初,性本玩,活到老、玩到老。科学家从生物、生理、心理、人类学、脑化学、文化学等多角度的实验得出了科学的结论,游戏与创造之间有很强的互补性。缺少游戏,一切生命都难以进化;缺少游戏,一切创造都难以找到源泉。人类社会伟大的原创性活动自始至终都渗透着游戏。
  “休闲与旅游”,既是历史的,也是现代的。旅游是现代人普遍享有的休闲方式之一,是与人际关系和人类交流相联系的社会文化现象,是人的一种精神文化生活,体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是人性的一大进步。休闲理念融入旅游,能增强旅游的文化属性,开阔旅游者的视野,拓展旅游业界的范围。旅游-旅游休闲-休闲旅游-休闲是旅游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旅游者成熟和理性选择的法则。旅游是经济性很强的文化事业,又是文化性很强的经济事业。
  “休闲经济”,是休闲带来“蝴蝶效应”的产物,是当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休闲经济体现了传统经济向微观化、人性化、多元化转变的历史总趋势。休闲与经济有着内在的联系,休闲促进消费成为社会新经济的来源。休闲经济的崛起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是社会普遍的“有闲”和“有钱”以及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其二是普遍的休闲消费行为促进了休闲经济的形成;其三是新经济发展提出了“以人为本”的迫切要求;其四是经济发展模式由“物”转向“人”。休闲经济的本质是以人为本、人文关怀。这是休闲经济对传统经济理念的一大贡献。
  “休闲消费”,基于“游离出来的50资本”(马克思当年所说)与人的休闲行为产生互动。休闲消费,是人的消费行为之一,它基于传统的消费,但又不同于传统。它具有改变工业社会“消费范式”的倾向。休闲消费既包括对物质产品、文化产品的消费,也包括对新观念、新知识、新价值观以及衍生物的消费。注重消费过程中的情趣、情绪、情感。它的崛起得益于人民大众普遍的有钱、有闲与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休闲消费其本质上是对日益兴盛的“物质消费主义”思潮的一种反叛。它倡导消费的合理化和适度性,倡导休闲生活的简单、简朴与简约。
  “休闲产业”,反映现代文明的产业形态。休闲产业区别于传统产业,本质上是“传递爱的天使”,创造文化精神食粮。休闲产业强调以人为本的服务,以人为本的创造;注重服务的人文性,创造的文化性。休闲产业的称谓区别于第三产业、服务业、文化产业,符合时代的特征。
  《对话》中的十篇,关注科学技术发展中提出的社会哲学问题,关注休闲这一新的社会文化现象,以及由这一现象提出的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问题;关注休闲对生命价值的影响、对人性的滋养、对文化的孕育。

  所有这些研究,有我们多年的思索,有对众多文献的研读,有对异域文化优秀成果的汲取,有突发的灵感,有凭栏中的远眺,有回眸中闪烁的星光。在不断的否定中来肯定它们或否定它们。在阐述的某些方面我们有原创思想,在某些方面有独到思想,在某些方面也确有对前人不可逾越之处。在某些令人遗憾或不尽人意的方面,还有待未来的改进和提高。
  在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这十个部分独立成篇,但它们之间又有内在的关联,因此一些重点段落有重叠之处。如果回避这个问题,会造成某些独立篇章的不完整性。另外,有些篇章早已写完,有三篇已发表过。
  历来,创作有“十年磨一剑”的传统,古人常常是“闭门谢客,披阅十载”,写诗“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真乃是“诗人以诗主人物,故虽小诗,莫不埏蹂极工而后已”,诗人因为诗作和自己的声名密切相关,所以即使是一首小诗也无不锤炼至极为工巧才罢休,可见功夫之深、人品之重要。我深知此中的道理,并极力以此勉励之。
  虽然以休闲研究为主题写《对话》积累了10年的时间,但于老提出的许多问题都有一定的难度。于老的思想很明确,他告诉我说,思想、观点都要创新,要独立思考,凡是借鉴的东西都不能不经消化或不经批判拿来就用。学问不是名利场,而是做人和治学的态度,锻造你的学术个性与追求。
  俗话说得好,“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之幸运,不仅是师傅把我领进门,而且在修行中还不断得到多位师傅、师长的扶助与提携。
  我不是一个聪明之人,学力也不够坚实,好在肯刻苦,能耐得住寂寞,喜欢在这片处女地中执拗地坚守。从主观愿望上我当然想写好,但恰恰是于老的许多问题太“叼钻”,很多问题我不得不先易后难,或回避之。对于创作我有热心和耐心,却缺少灵性与才情,《对话》中失色的部分看得出我的低能与力所不及。
  于光远在看完书稿后,认为将来的工作可以在三个方面加强:一是休闲文化的特性问题,他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休闲一定有一席之地,而且有优于其他民族文化的特质在其中,需要认真地梳理。对此我们既不可妄自菲薄,也不要妄自尊大,向世界输出中国文化,包括中国人的休闲智慧和休闲价值观。二是关注休闲引起的产业链和新的经济现象。他说,一些企业知道休闲给经营带来机会,却缺少人文关怀意识,不懂人们的休闲要达到什么目的。经营休闲产业的企业盲目性很大,许多休闲产品缺少创新,缺少人文精神。  所以,在这些方面尚需更多的创新思维、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方法、创新技术。三是关注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闲暇生活、休闲行为。理论不能脱离社会实际、束之高阁。“就目前情况看,国家建立休闲教育机制很必要,也很迫切。”他多次这样说。
  于老的这些话很中肯,也很具有针对性。看来,休闲研究的课题很多,路很漫长。

  休闲学研究在中国是一门新学科。近些年已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与尝试,其中不乏上乘之作,但也有限于“码字”、“复制”、“攒活”、“抄袭”的行为,除了学风的浮躁外,与休闲研究在学界、在教育界尚未被广泛地接纳有直接的关系。人才匮乏更是当务之急。据我的观察与分析,前几年将休闲研究作为自己学术方向的人较少,虽然出现了一些文章,也发现了一些好作者,但很快他的成果又出现在其他领域,因为好多院校或者科研院所没有这个方向。另外的问题是,目前的休闲研究大多局限在旅游和体育运动领域,理论方法引进的多,原创的少。一些论题或课题过于实用性和功利性,常常是就事论事,缺少休闲学基本理论素养,缺少休闲研究的系统知识和跨学科知识,尤其缺少人文文化知识。相信这个局面会很快得到改善。
  我在休闲研究的13年间,一个最重要的收获是学会“以欣然之态,做心爱之事”,愿意与大家分享与共勉。
  其实,不要太注意你的即时成果,陈酿一下也许醇厚味更绵长。但是要注意,千万不要违心地做自己不爱做的事、感觉痛苦的事,这样很难写出好文章,即使侥幸发表了,可是往往经不住历史的检验。没有深刻的沉思,没有艰苦的付出,仅想以投机取巧、以不劳而获、以沽名钓誉、以哗众取宠骗取学术,不仅会被学术所淘汰,而且也断送了漫漫人生。
  在此,寄希望于同行与同道,尤其那些从内心喜欢这门学科的同仁们,在我们提供的这块“踏脚石”上凌空跃起,以你们的才智和激情为休闲研究中国学派的形成贡献你们的智慧。

2008年6月15日初稿  
2008年7月16日定稿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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