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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光远教育哲学思想访谈

马惠娣

1999年稿

马:我们注意到,教育问题在您的著述中和社会实践中都占有很大的比重。就此,请谈谈您为什么如此关心教育问题?您眼中的教育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教育现状?

 

于:的确,我是一个始终关心教育的人。1988年我在我的《教育思想文选》中写了一篇自序,文中第一句话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对教育的关注不下于经济。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教育对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关系极大,而教育事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0多年中遭受的损失也极大,历史上的错误,在教育方面所造成的不良后果的消除,也决不比经济方面更容易。而人们对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严重性估计和认识不足,见到这种情形不由得自己担心、着急。

教育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被解释为:①培养新生一代准备从事社会生活的整个过程,主要是指学校对儿童、青少年进行培养的过程;②用道理说服人照着(规则、指示或要求等)做。这是比较传统的解释。其实,对于现代社会的教育,就不能这样简单或狭义地去理解。

现代教育应包括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并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就教育对象(教育客体)来说,也不仅仅是对青少年,而应是一种在任何年龄段,人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对于教育者来说(教育主体),除了传统教育的主体——正规的学校教育和专职教师,还应该包括家庭和各种非正规的正式教育机构以及一切具有教育职能的社会群体和社会部门,即,是一种全社会都关心教育和参与教育活动的社会化教育。

从教育内容来看,不能只限于一般文化知识和某一专业技能的传授,而应是以现代科学、技术、经济、文化为背景的,以创新能力(思想创新、方法创新、科技创新等)以及思想品德、教养情操为主的综合化教育。

从教育方式来看,更强调形式的开放性、多样性,不但重视正规的学校教育,也重视有目的、有计划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包括全日制、半日制、脱产制、业余制、半工半读制、学历制、非学历制或学分制等各种教育管理制度。

从受教育的过程看,也不局限于青少年的一次性教育,更注重人的整个生命周期的全生涯的教育。

当然,教育的目的和培养目标会有本质的不同,首先,传统的“学而优则仕”、“传道、授业、解惑”的目的,将由“学会学习、学会研究、学会生存,成为对新事物和新环境具有较强适应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全面发展的人才”所代替。其次,教育目标重在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主张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教育价值观。

教育事业的状况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良好的教育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马:的确,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在性质上有很大不同,其中包括教育形式、教育方法、教育组织管理、教育体制、教育观念、教育目的、教材编写、教师培养等等。国家正在致力于教育的改革,许多学校(大、中、小学都有)也正尝试着走出传统的教育方式。但这需要全社会都达成共识,或者说需要全社会的努力。那么,您如何看待我们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

 

于:教育改革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头等大事,这个说法绝没有丝毫的夸张。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在未来的竞争中,再过若干年后,中华民族有可能变成劣等民族,这个危险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否则我们将犯极大的错误。

然而,现在学校、家长、学生总是不得不为分数发愁,希望依靠提高分数这种手段培养合格的现代化人才,这有极大的局限性,比如说,大中学生年年参加各类奥林匹克知识竞赛,年年取得好成绩,年年是金、银、铜奖牌大满贯,可是我们在知识创新、科技创新方面却不那么行,就拿现在我国计算机事业来说,虽然发展很快,每年产值也很高,但高科技方面的东西——主机、主板方面的技术大都是引进国外的。这种教育的结果是“低能高分”。

发展教育事业的目的就是提高人的素质,这的确是关系到人本方面的事情,而教育事业的发展又靠具有好的素质的人来推进,所以做好素质教育工作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马:除此之外,您觉得我们的教育目前仍存在哪些方面的问题?

 

于:早在1985年我就指出:许多人讲我国教育投资不足,这一点很明显。不过国家财政力量毕竟有限,需要调动各方面的力量采取多种形式办学。另外,教师的待遇也较低。当然,这两方面的问题目前正在得到改善。但有些问题仍未得到有效的解决,比如现行的教育管理体制,过分集中于政府教育部门,这对学校和教师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束缚很大。别的且不说,仅以教学来说,现在中小学教材(包括地理、历史、语文)都是全国统一的,不能紧密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这个问题本来可以采取全国编一个“母本”,各省市编“子本”的办法来解决。同时各类学校应该从办学目的和学生应该学到的知识结构出发,来安排课程、设置内容,而事实上却要求按照统一的大纲去教学。学校办学、教师讲课,本来是一件富创造性的工作,可常常是被管得死死的。

与此同时,在教学思想上也存在严重的问题,即如何理解“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这方面的问题不解决,即使其它方面的问题解决了,有可能我们还是培养不出大量优秀的人才。理工科方面的教学情况我不太熟悉,只讲社会科学方面的。我觉得现在老师教死书、学生死读书的现象依然很普遍,在教学中不提倡联系实际,不启发学生思考问题,却强调死记硬背。

学生不得不在各种考试前用大量的时间去死记硬背,把许多本来可以用来学习新知识的时间都浪费掉了。这样教学的结果是许多“好学生”实际是书呆子,高分低能,思想不活跃。当他们再成为一名教师,这一套模式就再翻一次版。

我有一个想法,在大学中的老师要参与各种科学研究,同时也要求科研工作者为教育事业服务,到中、小学校里去上课,为学生们编写教材。只有这样,学校的水平才能大幅度的提高。过去我们只强调科研为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服务,没提到为教育事业服务。我认为,今后要在科研工作中明确这一任务,科学和教育应该是相互服务的。

第二个想法是:教材和学校制度。教材是按照教学的目的,遵循教学的规律编写的或者挑选出来的。首先不能看不起“选”这一条,随便选一些东西编进教材里去,那当然算不了什么创造性活动,但是要“选好”则很不容易。也不能看不起“编”这一条,编教材带有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进行总结的性质,即在已经创造出来的文化成果中挑选出更加优秀的、重要的成果,并按照一定的逻辑体系进行编写。教材工作中的研究和创造性表现在“编写”中,评价一部教材好与坏的标准是看它选材是否得当,对人类成果的整理是否符合教学的要求,最后还要看它在教学中产生的效果是否理想。

 

马:人们都说,教育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伟业,看来这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致关重要。

您说您在年轻时学习的最大感受是“读书是为了长进自己的知识,培养自己优良的品德,而不是为了考分”。这一读书观,对当代年轻人很有现实意义。

现在许多人读书,为的是上大学、找工作、挣大钱,采取了功力主义的态度,甚至“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忘记了社会责任、忘记回报社会。比如说,近些年来读硕士、博士的人很多,相当多的却将其变成“求职、升官、发财”的“敲门砖”,因而出现假读书、请人代学、或用钱买文凭等现象。

目前,青少年的读书现状也不容乐观。有调查数据显示:热爱读书的孩子,其数量是越来越少。几年前,学生每人每年借阅图书大约10本左右,现在还不足1本。记者在某校六年级的一个班调查,全班90%的学生从未到过市区少儿图书馆借书,许多同学甚至从未借过学校图书馆的书。这些同学小学六年学习生活中,根本没有借阅图书的经历。调查者在北京市少儿图书馆调查发现,馆内大多数座位都空着。据了解,目前全市只有1%的学生有经常到图书馆借阅图书的经历,绝大多数学生根本不知道图书馆在哪儿。北京市有300万中小学生,在少儿图书馆办理借阅证的只有2700人(《科技文萃》1999年第6期)。这个现象具有普遍性。

近些年来,我们提出了“素质教育”,全社会讨论得很热闹。可是究竟如何理解“素质”的内涵和外延。在很大的范围内,许多人都往往把“素质”和学习科学知识、学习些音乐、歌唱、绘画等方面的技能联系起来,这就使我们对“素质”的概念理解得太窄,太实用化了。

您如何看待素质问题?

 

于:我认为,人的素质包括两大方面:即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包括人体的许多方面。从解剖学的观点看,人体中的一部分在发育过程中完成后,一般不再变化,这就是全身的骨骼和由此而来的身高、头颅大小和四肢长度等等。有一部分是会发生变化的,那就是人的全身的脂肪、肌肉、皮肤,他的内脏和大脑、五官的状况。表现在外面的是身高、体重等等。从人体的生理功能来看,就有体力大小、动作灵活与否,有无疾病等等。

一个人的身体素质非常重要,不仅对于培养一个体育运动员具有重要意义,就是对于培养其它方面的人才来说,身体素质也是一个重要的基础。体育是整个教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人的文化素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拥有知识的状况;二是思想和情感的状况;包括能力和品性。文化素质是以身体素质为物质基础。知识、思想、情感、能力、智能、品德、性格等等是心理和精神上的东西。它们同人的感觉思维器官是分不开的(而这些器官是整个人体的一部分),同时它们又是社会的产物。作为社会产物,它们是人从事社会实践的结果,这些既是心理的东西又是社会的东西。被某个人所拥有,某个人对它所拥有的状况,便成了某个人的文化素质。

文化素质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根据某个人拥有它的状况来确定其文化素质,是可以直接传授的。因此也就是可以通过传授,来改变人的文化素质。假定一个人本来缺乏某种知识,在这个人的文化素质中就有缺乏某种知识的问题,但由于知识可以直接传授,受教授者可以通过教育者对知识的传授,而改变缺少知识的状况。思想和情感方面的文化素质也属于这个层次。

文化素质中的第二类是不能直接传授的。能力和品性是不可以直接传授的,而是要经过属于第一层次知识的长期积累,和受教育者自己的领悟,逐渐获得的。能力和品性同知识相比是一个深层次方面的问题,而且是人的素质的很重要的方面。素质教育始终应有两个目标:一是使孩子聪明,使他们具有创造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二是使孩子品德好、诚实、具有服务意识、解决冲突的能力。

 

马:有两个小故事:一个是关于我国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另一个是美国老师为学生写评语。先讲第一个故事:

当年,陶行知先生任育才学校校长。一天,他看到一名男生用砖头砸同学,遂将其制止,并责令他到校长室等候。陶先生回到办公室,见男生已在等候。陶先生掏出一块糖递给他:“这是奖励你的,因为你比我按时到了。”接着又掏出一块糖给他:“这也是奖励你的,我不让你打同学,你立即住手了,说明你很尊重我。”男生将信将疑地接过糖果。陶先生又说:“据了解,你打同学是因为他欺负女生,说明你有正义感。”陶先生遂掏出第三块糖给他。这时男生哭了:“校长,我错了,同学再不对,我也不能采取这种方式。”陶先生又拿出第四块糖给他,说:“你已认错,再奖你一块,我们的谈话也该结束了。”

第二个故事:

这是美国老师为一名高中学生写的评语:

……斯蒂芬不仅对学习感兴奋,而且能系统地收集各类信息,她的探索能力逐渐得到提高。她与困难的观念做搏斗;对挑战性问题不惧怕;不接受简单的答案。她所做的是把不同的想法结合起来,把众多概念放在一起。她不怕在解决难题时碰壁。这是他她人格力量的展示,这是麦粒和谷壳的区别,这就是斯蒂芬的内在。不自负、不自私、不虚伪,她是积极向上的女孩,能够明辨是非,斯蒂芬勇于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当事情不顺利时不找借口。她知道如何自我解嘲,也知道如何关心别人。她不贬低别人,也不利用别人。她尊重人,对人公平、体贴。她具有人格的力量。

读罢这两个故事,让我感触颇多。但我最想说的是,只有老师、学校如此这般的教育艺术,我们所提倡的素质教育才有机会实现。

 

于:这两个故事给我们带来值得思考的问题。说得对,教育艺术很重要。这必然对老师、学校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早在10多年前,我曾提出“教育的教育”的理论,就是提倡教育者要首先受教育,搞教育的人没受过良好的教育,那么,很难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教育。

 

马、应该说,我们现在能提出“素质教育”是一个进步。只是大家对“素质教育”的理解太窄、太浅。比如说,我们的学校现在比较注重体育、科学、艺术等方面知识的教授,但似乎只是在一般知识和技能的层面上,而对其中科学、艺术、体育的文化底蕴却涉及不多。孩子们从老师和家长的信息中获得的也是:琴弹好了,升学可以加分。尽管有的孩子不喜欢文娱,家长生拉硬拽也要孩子去学弹钢琴。甚至有的家长要孩子样样学,似乎这就是素质教育。而很少有家长或老师告诉孩子们——在艺术的熏陶中可以获知什么,知道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和谐?什么是仁爱?什么是善良?什么是社会公德?什么是责任?“读书是为了考高分”,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而越要考高分,也就越一刻也不离书本,越是为考高分就越是把时间投入到“备考”上(平时就是大量地做习题),甚至是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高中毕业,最好的年华就放在了“死读书”上,青少年群体学习压力大、自由发展空间十分狭小;自然天性受到压抑,科学创造性明显不足。“我们的孩子活得都很累”,已是全社会的共识。

据统计显示,有近60%的少年儿童每天的睡眠时间只在8小时以下,其中13%的儿童每天的睡眠时间仅为6至7小时,更有8%的少年儿童每天睡眠时间在6小时以下。还20%的少年儿童感到每天几乎都没有玩的时间,80%的儿童感到每天玩的时间严重不够。60%的少年儿童反映,双休日的主要内容是完成家教,参加课外培训班和做作业,其中包括学校布置的作业和家长“加码”的作业。连参加体育锻炼和家务劳动的内容都接近于零,更别提玩了。“素质”方面的内容当然就束之高阁了。

 

于:素质教育早已引起世界各国政府的关注。据我查阅的资料看,“素质教育”问题并不是一个什么新的思想,尽管不同历史阶段,对素质的重视程度不同,表现方式也不同,但“素质”的核心——“树人”与“树德”却亘古不变,即:强调人的身-心以及德性、能力的全面发展。

我国最杰出的教育家之一,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严复提出“开民智、奋民力、和民德”为教育之本。奠定中国现代教育基础的蔡元培先生是“素质教育”最杰出的实践者,他提出的教育方针是将“德、智、体、美作为基本内容,并特别注重德育。他认为,教育是以追求实体世界的最高精神境界为最终目的,所有的智育、美育、体育都是围绕这个最终目的开展的,并为此目的服务。他还指出:道德心,不能脱离知识和情感单独进行。“凡道德之关系功利者,伴乎知识,恃有科学之作用;而道德之超越功利者,伴乎情感,恃有美术之作用。”在蔡元培先生看来,道德教育乃国民教育之根本,一个民族的道德水平才是这个民族文明的核心内容。他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他在解释自由时指出:“所谓自由,非放恣自便之谓,乃谓正路既定,矢志弗渝,不为外界势力所征服。孟子所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此也。”蔡先生认为,除了办大学需要如此意识外,更要紧的乃在于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

 

马:素质教育是教育的灵魂。我们知道,早在几十年前,您曾试图从教育心理入手试图探索出某些经验来。您以自己小孩的生长历程作为素质教育的“实验田”,做了许多观察、思考,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并延续至今还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教育心理学、儿童心理学乃至许多哲学方面的问题。

 

于:我对教育的关注由来已久。1963年我的女儿小东出世的时候,我开始为她写“终生日记”,其目的就是想做一些婴幼儿教育心理学素材的积累和分析,我和她的妈妈把观察孩子的成长情况,以日记的形式写出来,而且是以第一人称来写,准备等小东自己会写日记后,然后由她自己接着写。三十多年过去,1995年我的女儿有了自己的女儿——我的小外孙女——非非。非非一出生,她便成了我的“观赏动物”,像当年一样,我又开始写下对她的“观察日记”。现在我已写下了几十万字的观察材料。使我对婴幼儿教育有了新的认识。0-3岁是人生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个阶段是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是人的智能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的教育关系到孩子未来的一生。

 

马:我们看到了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非非,我的观赏动物》一书,这里记录您对小非非的观察与思索,记录了非非在语言能力、思维能力、动手能力、表达能力等方面的变化与成长,正像这本书的编者在前言中所说的,您的教育前提是:理解——承认孩子的存在,承认孩子的逻辑存在,承认孩子思维方式的存在,站在孩子的立场去认知她、教育她,用教育学和儿童心理学的方法思索,特别关注孩子的精神成长。您对两代人的“观察日记”,不仅有详实的客观描述,还有对教育问题的哲学思考。您的这些观察与思考是教育学研究难得的好素材,也是所有为人父母的家长们十分珍贵的养育子女的教科书。

 

于:早在几十年前,我就极力主张“能力教育”,认为在知识和能力之间不能划等号。能力是使现实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物质的和精神的要素总和。这种努力,我首先起始于我的女儿。当年,我下放宁夏的“五七干校”,两个幼小的孩子和我的妻子留在北京。为了使孩子们能健康地成长,我一方面以书信的方式和孩子们保持联系,信中教6岁的女儿如何写字、如何写信、如何查阅字典;当大女儿小东上小学的时候,我亲自为他编写了9.9cm×6.8cm“开本”的“小东小字典”。以通信的方式教她如何查字典。另一方面更要求孩子学会生存的能力,并鼓励6岁的小东给3岁的妹妹(小庆)当老师。我鼓励她们生活自理,邀请两个只有5、6岁的孩子自己单独乘火车到千里之外的宁夏探望我。

我还教育她们不要死读书,读死书。希望她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尤其不希望她们为考高分,而放弃对许多方面的爱好。我鼓励她们多读书,读各门类的书。读书是为了长进自己的知识,培养自己优良的品德,而不是为了考分。这样下来,孩子们的成绩非但没有受到影响,而且都很优秀,学习的自觉性也都很强。姐俩都毕业于北京大学,现在一个在北大教书,一个在世界银行工作。

 

马:两次“终生日记”在您的感受方面有哪些异同?对您在教育实践方面给予了哪些相同与不同的启示?

 

于:相同的是,两次观察的对象都是婴儿,而婴幼儿时期的孩子认知规律都大致相同。不同的是,现在的条件也与三十多年前不一样。记录小非非日记的时候,我已离开工作的岗位,时间相对自由得多,老伴也离休在家。因此,我们对小非非的观察要比当初对她的妈妈小东的观察更具体、更细致些。记录形式也主要以写文章为主,当然也有日记的形式。通过文章可以将我的观察做些理论分析、提出一些问题。

比如,当我抱着7个月龄的小非非照镜子的时候,我就想,“一个小孩子什么时候才知道镜子里的形象是她自己?她能够知道这一点意味着什么?”

还有,我通过对小非非一双小手的观察,再次深刻地理解了从猿到人的转变之间的平行关系,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写道:人手比猿手要先进得多,人手可以做许多许多猿手不能做的动作,从能够制作第一件石器开始,人同猿就分开来了。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中,对人手的问题有长篇的论述:“和人最相似的猿类的不发达的手,和经过几十万年的劳动而高度完善的人,两者之间有着多么大的差距!骨节和肌肉的数目和一般排列,在两者那里是一致的,然而最低级的野蛮人的手,也能够做出几百种为任何猿手所模仿不了的操作。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

在小非非一周岁的时候,我写了一篇为“从‘人’到‘人’——写在非非一周岁过后”的文章,题目中的第一个“人”,指的是在母腹中的后期和刚出世时的她,那时她已具有人的形态和人的身体组织,因此应该承认她属于动物界中最高级的动物——灵长类中的人科。题目中的第二个“人”,指的是与一切动物本质不同的、直立行走的、会说话的、双手特别发达、会用脑来思想、过着社会生活的“人”。

通过一年来对小非非的观察,我对这婴幼儿的认识就更加具体了,但是从“人”到人的过程究竟包括哪些内容,界限如何划分,这样的问题就提出来了,希望搞教育学的人在研究工作中对此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与解答。

小非非16个月的时候,我开始注意对她的性格形成的影响因素的记录,由此也引发了我对心理学理论等方面的思考。心理学常识中讲的个性或人格,不是社会学、道德学中所说的人格,指的是某一个人稳定的心理特征,包括气质、性格、兴趣、能力等组成部分。

按照这种理解,我对16个月的小非非的观察注意到:1、小非非爱动;2、对外界特别注意;3、记忆力强,做事有规矩;4、会联想;5、她正在做她很有兴趣或她正想做的事,如果您不理会她的意愿或不许她做,她就会大喊大闹;6、喜欢上街;7、喜爱读书;8、喜欢社交等等,这些都带有一定的稳定性。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一周岁到二周岁之间的孩子究竟能不能谈论他(她)的“人格”?那么一个人最早要长到多大才可以有“人格”的问题?

还有一个现象也引起了我的注意,也是在这个阶段,她通常以说Wu-a表示有大小便,大人就把她抱起来。可是有的时候她说Wu-a只是为了要大人抱她,其实没有大小便。抱起之后,她把两手伸出让人看,以两手空空状说:“没”,表示没有大便。我们看出她是在耍诡计。但如何分析这个现象,说她有意识说谎话,似乎不恰当,但又是一种什么现象呢?我在这项研究中,只有非非这么一个孩子为对象,没有机会去观察和欣赏别的小孩,这是因为对非非的观察和拉家常不需要我花很多的时间,而对别的孩子进行观察就没有这么好的条件,由于没能与对其他孩子观察结果进行比较,我就不敢判断自己在非非身上观察到的哪些属于一般现象,哪些仅仅属于非非的“个别”现象。

总之,早期教育非常重要。

 

马:您以哲学家的眼光来看待和思考这一个个看似极其普通的婴幼儿的活动,这给从事教育心理学、婴幼儿教育工作者提出了许多有研究价值的课题。在人的一生的成长历程中,幼年和童年的重要意义应当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但是现在许多家长和研究者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

您的两代人的“终生日记”为幼儿教育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您再给谈谈大学和研究生的教育问题。

 

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正是百业待兴,特别教育事业亟待发展。当时我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职务,1978年6月在国家教委召开的“大学文科教学工作座谈会上”,我提出一些大学文科教育的意见。我当时就认为:文科教育要有实践课。数学要求学生们做习题,社会科学要求做作业,但这个作业决不是死记硬背。现在中学的政治课、历史课等都要学生死记硬背,而不要求学生学些研究的本领,没有培养学习的思考能力,我非常不赞成。

大学培养的学生必须有独立研究的能力,这样教学和科研就必须结合起来。那么,教师的能力就要强,水平要高,如果教师自己没有搞科研,拿什么经验传授给学生呢?要传授知识和经验,必须有知识有经验。大学更不应该只给学生讲些死记硬背的知识,如果这样的话,大学文科教育就完全失败了。文科与理科不太一样,理科有些东西要老师多讲一点,而文科学生完全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下自修。要求教师只应该是一个引路人,把学生引导到教师的精神世界中去。可以说不做研究工作的老师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大学老师。

我强调对学生能力的培养。能力包括思想能力、工作能力等几个方面。思想能力中包括吸收知识的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等。注意培养、提高学生的能力比向学生多灌输一些知识更重要。有了独立思考和吸收知识的能力,学生就可以靠自学获得更多的知识。

能力表现在效率上,表现在结果上。一个人如果能力强,不论是思考问题或是办事,花同样的时间取得的效果就多,取得的效果就好。在有限的时间内要能做出更多的事情,就得靠提高能力。

能力是要靠锻炼的,因此,学校教育要想办法使学生的能力得到锻炼,通过学生自己的思考,自己实践来提高自己的能力。首要的是学校老师要把提高学生能力这一点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当然,学生要长进知识,但知识和能力毕竟不是同义语,就是在吸收知识的事情上也有一个能力的问题,这方面的能力强,他也可以随时随地都能更好地、不断地丰富知识。当然能力也包括运用知识的能力,缺乏这种能力便是一个书呆子。

 

马:现在我们国家的学校中,死记硬背的现象非常普遍。考试的办法加重了死记硬背,死记硬背又极大地限制了学生们自己的见解和创造思想的发挥,因而就引不起学习的兴趣,为了死记硬背,不知浪费了多少宝贵的时间;为了死记硬背,不知多少学生不再注意开发自己的智力。据说,当年您在招博士生的时候,与其它老师不同,出的考题从来都不是书本上的内容,招考和培养的方式很特别,那些把书本背得滚瓜烂熟的学生在您的考试中往往会傻了眼。据说,您对您的学生有很严格的要求。

 

于:是的,我对学生的要求通常很严格,特别是对研究生写作毕业论文有严格的要求。我认为,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或学位论文同一般的写一篇普通的论文不同。作毕业论文或学位论文,一方面是通过它来考核研究生是否达到了毕业或可以取得学位的水平;另一方面,是通过作毕业论文或学位论文,使研究生接受一次就一个题目做研究工作的全过程的训练。

每个研究生的毕业论文,都要经过这样8个步骤:(一)选择论文的题目。(二)明确写论文究竟要在科学上取得怎样的成果。(三)为做研究写论文搜集大量的资料。(四)对资料进行分析整理。(五)提出自己解决自己提出的问题所依据的理论原则和分析方法。(六)运用这些原则和方法对资料的研究做出自己的判断。(七)文字的表述。(八)准备回答各种质疑和反驳。我要求学生们对这个过程的每个环节都应有收获,导师对学生的每个环节也都应有检查,在这个基础上,我要学生们在选定题目之前,要了解自己要做的题目,前人已做过哪些工作,自己想在哪些方面有所创造。所谓创造,就是做出某些前人没有做出过的论断,或是提出前人没有提出过的新的论据,或者至少提出新的资料。创造是真正科学的创造,不是随便想到了一些新说法,就可自以为有了什么创造,而实际上这是不科学的,站不住脚的。如果论文写得平平淡淡,讲的全是别人讲过的话,那么这样的论文是不能通过的。同样,有的论文看来“创造”不少,可是一经推敲,在科学上站不住脚,这也是不能通过的。所以,毕业论文要有三要素:第一,是否提供了新的事实;第二,是否采用了新方法;第三,是否得出了新结论。

 

马:您在教我如何做学问的时候,要求我们具有两个必备的能力:一是,咬文嚼字;二是,广征博引。

 

于:所谓“咬文嚼字”,是古人的读书方法,就是有辞章考据的能力。因为,不管思考一个问题也好,还是写一篇论文也好,你都要对你提出的概念界定清楚。我反对把时髦的、流行的,而自己没有界定清楚拿来就用的做法;我也反对用文学上的修饰来掩盖模糊概念的做法。我坚持“不使用未经批判的概念”。“咬文嚼字”有三个方面的工作要做:(1)陈述明确、论证严谨、不能自相矛盾;(2)争取获得学术共同体认同的概念界定;(3)与经验现实对话的概念界定。

而所谓“广征博引”,则是要研究者对资料和文献的充分占有,不仅材料多,而且能够合理运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不仅需要自然科学的学科知识,也需要社会科学的、哲学的学科知识,观察的视角多了,才能发现或找到某种具有普遍联系的现象以及其中的规律性,这样论述才能生动鲜活,令人信服。要知道,知识都是触类旁通的。

蔡元培先生对大学的评价,他说:“大学不是养成资格、贩卖知识的地方”,也不只是“按时授课的场所”,“大学也者,研究学问之机关”,“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学者更“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的人格”,要“器局大”和“识见远”。我想,惟有这样的大学才能培养出国家栋梁之材。

我认为降低标准对国家、对学生自己都是没有好处。

对如何带研究生的问题,的确我想了很多。我想研究生在学习期间应做三件事:一是以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为主要内容,建立导师和研究生之间的友谊;二是与研究生共同研究他们所应具备的知识结构,研究他们知识结构中的薄弱环节,使他们在学习期间和学习期满之后得以有计划、有步骤地“修残补缺”;三是通过写博士论文使研究生获得一次用严格的科学精神进行研究的训练。

总之,接受高等教育,应强调“用创造性的学习方法,从事学习性的创造”。为了把高等学校中学生的“学习性的创造”的事情做好,就要使学生有比较多的自己能够支配的时间,同时,老师应该放手让学生去从事创造。

在大学里师生关系与中小学的师生关系有所不同,在高等院校中,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传授者与接受传授者的关系没有变,但是高等学校中的学生随着知识和年龄的增长,他们的自我意识、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学习过程中就有可能出现与教师观点不一致的情况,学生更有理由赞同某位教师的观点,而不赞成另一位教师的观点,但无论如何在师生之间应该有一种平等讨论问题的氛围;另一方面,教师和学生之间虽然有师生的区别、学识的区别、年龄的区别,这种区别甚至很大,但是师生之间应该建立起友谊。我是这么做的。

 

马:20世纪70年代末,您曾提出全方位的教育问题,把教育的涵义进一步扩大,其中包括终身教育、干部教育、职业培训、各式各样的社会教育等。您的这一思想突破了本来定义的教育设定的受教育者以及年龄的限制;突破了本来意义设定的必须是培养人的教育的限制;20多年过去了,这些思想已结出了果实,虽然它来得晚一点,但它毕竟来了。终身教育、干部教育、职业培训、各式各样的社会教育等制度都在被提倡,特别是“老年教育问题”已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于:老年人教育问题也应当得到全社会的关注,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营养、卫生、医疗条件的改善,我们的平均寿命都在提高,中国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的社会问题就会多起来。有许多是要社会解决的,其中也有一些是要求老年人自己去解决,这就涉及到老年人的教育问题。

老年教育有它特殊的内容。由于经历的不同,进入老年后生活与工作条件的不同,老年人与老年人也不同。但是老年人也有许多共同的问题,需要一些共同的教育,比如正确认识人生的老年阶段的教育就是带有普通性的问题。老年人认识到,“老”是自然发展的必然规律,人到老年,就要把自己放在老年人的位职上,让年轻一代来替代自己担任社会生活中的主角。而自己则要帮助年轻一代,扶助年轻一代,给他们创造良好的条件,并为此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人老了,身体衰弱,老年性的疾病总会多起来,死亡是所有人都应正确对待的问题,老年人尤其要正确对待,它是个现实问题。那么有关死亡教育的问题就很重要,在这个问题上要进行唯物主义思想的教育,比如说要让人们知道:凡是产生的东西都有它的灭亡,死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此外还有“安乐死”等问题的教育。

 

马:近两年,把教育作为产业的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讨论,这也许涉及到教育的本质问题了。

 

于: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虽然教育学家们对“什么是教育”的问题发表了许多的讨论,但就我个人的理解是:教育是一个社会现象和认识现象,而且是二者的统一。教育是一种很特殊又很重要的社会生活,也是一种很特殊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同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同社会意识形态都有关系。它是在社会信息传递、传输的基础上发生的一种属于知识、思想性感交流方面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说这种社会关系是独树一帜的。但,无论如何教育是一种以培养人为目标的社会关系。

 

马:教育作为一门产业,它的“产品”是怎样的?它的经济效果如何考察?

 

于: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教育,首先要说的一点是教育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关系非常密切。因为,人是一个有发展要求的“类”。思格斯曾讲道:人有生存的要求、享受和发展的要求。一曰生存,二曰享受,三曰发展,这是人的需要。人要在一定的文化需要中提高自己、发展自己。教育是人的文化需要里的一种主要需要。教育也是一种生产劳动,而且区别于其它生产劳动。生产劳动,这个概念的范围很宽。生产物质资料的劳动是其中一种,精神的劳动生产也是一种。而教育的劳动特点,不仅教育者的劳动是生产劳动,而且受教育者也在进行生产劳动。也就是说,在教育者劳动的同时,他们的劳动对象也在劳动。

教育是两方面劳动的产品,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进行劳动产品的创造。那么什么是教育产品呢?教育是作用于人的;教育的产品,就是教育的劳动,转化为受教育者的智能、才能和品德。人是生产力的一个要素,经过这样一个转化,教育便成了直接的生产力。

教育作为一种生产劳动与其它的生产劳动相比有其特殊性——它的劳动对象,是受教育者;它的产品是受教育者的智能、才能、品德和性格。对于教育来说,它的劳动手段,它的劳动工具与直接的物质资料生产不一样,而与科学研究有相似之处,就是除了物质工具以外,还有非常重要的精神工具;从事科学研究需要有专门的知识,从事教育也需要有专门的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够用自己的知识向受教育者进行传授。教师的质量决定了教育劳动的产品,即受教育者的质量。所以,关于教育这种生产劳动涉及教育者、受教育者、环境三者的关系。

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缺乏有真才实学的专家,而有足够数量的专家与没有足够数量的专家,其结果是大不相同的。所以现在对人才是很重视。而人才问题中的人才数量和质量,就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经济效果。这里有一个如何计算在教育和科学方面投资效果的问题。20多年前,我曾看到一份材料,介绍说,从1900年到1959年这60年当中,美国对投资作了比较,一个是投资在物质上,如改进机器、设备等,这种投资他们叫“物质资本”;一个是投入到教育科学上,这种投资叫“人才资本”。这两种投资的结果是:物质资本的利润,60年当中增加了三点五倍;同一个时期,人才资本利润的增加是十七点五倍。也就是说,同样的钱投在教育上,起的作用比投在物质上的要大得多。当然,这个统计到底是怎么统计出来的?人与物怎么分开,怎样分别计算,是统计学上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值得教育经济学很好的研究。

教育经济学与人才经济学也有联系。如果人才培养和使用制度上有所改进,也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比方说,现在高中生考大学,成了非常重要的一关,进大学就前途似锦;没能考入大学,就“穷途末路”。因此,青年时代的一切努力,都是为“高考的三天”拼命。可是,到考试的那几天,一下头晕了,眼花了,看错题目,考砸了,这就决定了一生的命运,这个偶然性太大,为了打赢这场“战争”,青少年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从小到大,“分数”就是指挥棒,所有的事情不得不围着“它”转,一切时间都为“它”而付出。即使是其它的业余爱好,也不完全是从喜爱的角度出发,而是为了“附加分”,还有一些孩子为了挣得分数,不得不放弃自己所喜爱的事物,包括各类发明创造,那么许多创造性和个性被扼杀。这样看来,我们的确需要认真反思教育经济学和人才经济学的问题。

 

马:早在十几年前您就呼吁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看到了这方面的变化。

 

于:当然,应试教育在我国长期实行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力不足,没有那么多的高等学校和高中来满足升学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在考场上公平地以分数进行竞争,这样总比走后门、拉关系要好。我明白这个客观条件的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解决这个问题就无能为力。因此,我经常发表我的批评意见,有时批评得很尖锐,甚至尖刻。应看到,应试教育在我国已实行了这么多年,人们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教育的实践,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何况,实行“应试教育”的经济社会和客观条件还存在,要改变这些条件,还要付出相当艰巨的努力,这个思想准备还是要有的,否则会让人感到失望。

 

马:您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20多年的时间里,对教育所写下的文章有几百篇,提出了很多教育改革的建议和设想。您的教育思想涉及的方面很多,对教育问题的全面审视和进行的理论分析是独树一帜的;还有您对教育的大胆实践,我想,授予您“教育家”的称号是当之无愧的。现在我们能理解了为什么20多年来,您矢志不渝地奋力疾呼:要重视的素质教育、干部教育、继续教育、终生教育、教材改革等等。尽管,您的这些思想和主张未得到积极的和及时的反应和支持;但您的热诚从未减弱过。这是您的信念所致,还是个性所致?

 

于:当然,这两方面的因素都有。因为对于教育问题,我认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还有,我这个人有一个特性,那就是我认为是对的东西我就坚持,凡是有可能做到的事,我就决不轻易放弃。

虽然,近年来,我们已加快了教育改革的步伐,但与新世纪的要求相比,我们在教育观念、内容、方法、手段、人才培养模式、考试评价制度、教师素质、社会意识等方面还有十分明显的差距。可以说,中国的教育仍任重道远。

 

(1998年稿)

 

 

本文写于1998年,为中国文联出版社当年计划出版的“20世纪学术大师对话丛书”(于光远卷)中的一节。当时由于忙着翻译出版“西方休闲研究译丛”,耽搁了此部书稿的定稿。有关此书所有的内容一直珍藏在电脑中,未曾发表。此次发表忠实于原作,再现于光远教育哲学思想的前瞻性和深刻性。原文近35000字,本文压缩至15000字。特别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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