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一
我们已进入普遍有闲的社会，闲暇时间正成为生活方式的核心问题。十年前，龚育之同志在总结这一社会规律时说：“休闲，从少数人的消磨光阴，到多数人的生活方式，进而变为一种研究对象，形成一门休闲科学。”可见研究生活方式，不能离开休闲问题；而研究休闲问题，不能忽略生活方式。
“2012-中国休闲与社会进步学术年会”选择了“生活方式与闲暇时间分配”这一主题，以其唤起人们对“发展目的”、“经济归宿”、“优雅生活方式之意义”、“闲暇时间孕育怎样的资源和财富”、“人从哪里来，又将到何处去”等问题的思考。
我们试图通过学者的视野对当下中国人生活方式的现状做一客观与理性的观察与思考。会议收到68篇论文及其摘要。可喜的是，许多学者都有各自第一手的调查数据，其中多篇是各类学术基金资助的项目。
《2012中国休闲研究学术报告》分为三组：其中遴选了七篇调查报告，通过对不同城市、地区、群体的调查，了解中国人闲暇时间分配状况，了解城市职业女性、青少年、单身女青年、农村老年人休闲生活状况，了解不同阶层参与休闲活动及出行特征。另有五篇文章，阐述了旅游、体育、公共空间、学习型休闲参与、休闲教育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还有三篇理论文章，分别论述了生活方式研究的当代意义；探究了“时间荒”的深层原因；反思了当下消费主义陷阱带来的种种危机。这些研究成果从多个侧面揭示了当代中国人生活方式与闲暇时间分配中的基本状况，也传递出了整个社会中在生活价值体系、社会管理体系、民生服务体系、制度设计体系、舆论宣传体系、道德伦理体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我们编辑《2012中国休闲研究学术报告》时，恪守于光远先生曾一再强调的思想方法：“要关注时代问题、社会重大问题。我们的研究工作不应该限于一般的、抽象的思辨，而是要去作特殊的、具体的研究，向着实践的方向前进，直到实践生活中显示出这种研究的重要意义。”
二
毋庸置疑，我们正处于重大社会转型期——世界形态由寰宇到“村落”，经济形态由工业制造到网络创意，生产形态由机械到智能，生活形态由物质到精神物质兼备，消费形态由占有到格调，文化形态由单一到多元。突出的特点是：“普遍有闲”成为时代的主要特征。所选的十五篇文章对转型社会中的生活方式与核心问题做了重点的调查与思考。
第一组是三篇理论研究文章。生活方式研究的领军人物王雅林教授认为：认清生活方式研究的重大价值，首先必须从理论上回答它在社会发展与进步中具有怎样的地位。文中提出了“好社会”概念，认为生活方式在“好社会”建设中可以通过作为价值导向的“意义系统”、作为生活资源的“配置系统”、作为主体的“调适系统”、和作为社会运行的“软动力系统”等四大系统功能改善民生，以建构文明、优雅的生活方式。可是“为什么近二十年生活方式研究遭到了冷遇”，王雅林教授以富有张力的反思，给我们许多启发。
著名社会学研究学者王宁教授，对当前一面是社会普遍的有闲，而另一面是人们处于普遍的“时间荒”中，对于这个二律背反现象，他从制度层面入手分析了这一问题的深层原因。他认为：中国人的时间荒有三个根源：第一、城市劳动力再生产成本驱动；第二、制度无效率与无效时间的大量增加；第三，中国的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即：“制度弹性化、制度僵化、制度短板”。那么，如何破解这样的难题？王宁教授文章条分缕析、逻辑严密地予以论说，对诊疗“普遍有限的匆忙社会”是一剂良药。
著名哲学教授卢风在文中质疑“挣钱+花钱的生活模式”，他认为：人是追求无限的有限存在者，追求无限即追求人生意义，人的幸福感依赖于他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当今社会“资本的逻辑”几乎统辖一切，经济权就是无止境地追求财富的权利，而事实上，仅靠物质财富，人们是很难有幸福的生活。他指出：自由主义者认为现代社会是最符合人性的社会，因为它是保护人权的社会。在凸显自由、平等、人权、公平、效率、财富的现代文明中，赚钱加花钱的生活方式才有了无可置疑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然而，这究竟是“馅饼”还是“陷阱”，且听卢风教授如何分解。
笔者在编辑这三篇文章时，知道三位学者虽同为人文知识分子，却相互交集不多。然而，他们的思想、问题域却不谋而合，三个不同的主题，却道出了同一种心声，看到了同一种现实，心存同一种忧虑。真乃是“天下智谋之士所见略同耳”。
第二组中含七篇调查报告，都是作者们做了多年的积累和调研成果，篇篇都凝聚着研究者们所付出的辛劳，而这辛劳体现了作者们对社会各阶层的关切之情，以及对“关注国计民生中的休闲，关注休闲中的行为取向”研究宗旨的践行。
魏翔、范虹采用“时间日志”的方法做了翔实的社会调查，用数据铺陈了国民每天用于娱乐休闲和社交活动的时间和行为取向。卢春天、石金莲从社会分层的视域调查了不同阶层在闲暇时间分配的状况。李享关注了农村老年人休闲生活方式。彭璐璐等学者关注了城市职业女性这个群体。吴承忠、杨?通过节庆日透视城市居民出行的行为特征。李婧关注青少年体质与生活方式的关系。谭家伦瞄准海峡两岸大龄女青年“单身成因”问题，试图找到共性与特性问题。
这些文章通过设计问卷、实地调研、数据分析、理论研究等一系列过程，客观、理性地分析了当下不同人群生活方式与闲暇时间利用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数据显示的问题对我们认知“人对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生活方式对个人和社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三组有五篇文章：张国栋等人的文章认为，一座好的城市，必然折射好的生活方式，而好的生活方式有赖于城市中的休闲设施建设。乌恩文中提出“自然学习型的休闲”概念，他建议人们的休闲生活可以走出城市，回归大自然。强调城市与乡村的时空联系是多么的必要。宁泽群教授针对当今旅游发展的过度功利化，批判旅游正变成了一种技术工具，而忘却了旅游作为生活方式所产生的文化传播正能量的作用。栗燕梅教授则从体育健身、体育强国的角度发表了见解，呼吁加强城市体育健身设施的建设，为国民健康的生活方式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黄金葵以“中国文化与景观审美”教学设计为案例，说明休闲教育对享受美好生活，促进生态自然、人际社会、以及个体情智三者的和谐发展有着积极的教化作用。
三
固然，近三十年来伴随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的确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在高度认同这一社会现实的同时，也想通过多重的案例看到生活方式中的怪态、病态，甚至丑态。
首先，人们对休闲的理解过于委琐，过于肤浅——在大多国人眼里，休闲已被沦落于洗浴桑拿、饕餮美食、奢侈消费、“黄金周”盆满钵满之中。其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人自身的不平衡正在困扰着我们，人的异化日趋严重，拜物教正在大肆地吞噬着人本与人性，人们对物欲的疯狂追逐，多数人成了“蝼蚁之群”。第三，创新乏力、教育变异、江河水浊、空气深霾、人心躁动、社会喧嚣，国民素质与体质急剧下降成为社会的怪态。第四，消费主义成为一个中心的范畴，它给人带来两个欺骗性：其一，它貌似给人提供一种普遍的幸福，为人民币服务挤压了所有的价值系统。其二，任意的消费，似乎人们获得了自由、快乐，却将休闲沦为感官的满足。第五，休闲在当代学人的文化理论、哲学构建、生活方式中几乎没有一席之地。第六，普遍有闲的时间资源，本应成为铸造文化资本的源泉，然而却白白地浪费在电视、各种电子产品、麻将桌、奢侈品、功利主义学习的消费中。
毋庸置疑，科学技术在中国的进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科技的巨大成功，为人类提供了更多的适应和利用自然的工具，帮助人类摆脱了各种束缚，实现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迈进。我们毫不怀疑，科技是人类的福祉，而且真正的繁荣与富足、自由与和平、公平与正义等等仍需凭藉科技的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不关心科技与人的关系，科技与社会的关系，科技与人类未来的关系。科技本身的意义不言而喻，然而，人生的意义只能由人自己来决定。在这个背景下，我们不得不反思生活方式，反思我们对闲暇时间的利用。
生活方式作为一种科学概念的提出始自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曾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把生活看作是一切实证科学的本源性。因而，“人们对社会所进行的科学研究是以生活为原点和出发点的。”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正值欧洲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法等国，一方面，科技革命促进了生产方式的巨大转变，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生活环境极其恶劣——工人们在体格、智力和道德方面呈现出健康恶化，都不会阅读、更不会写作，道德堕落等等状态。为此，恩格斯于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以半年的时间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展开调查，并于1845年5月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1880年4月马克思编写了一份调查问卷，这就是著名的《工人调查表》。这份调查表设计了四大类近100个问题，“其中研究劳动条件的占45％，研究工人物质状况和法律地位的占35％，研究工人组织和合作组织的占20％。”他们敏锐地捕捉到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被改变这一现实，揭示了生活方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过程中的极其重要性，看到了生产方式的变革，特别是机器生产给生活方式提出的新课题，“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他们相信高度工业化的社会必须高度重视生活问题，以及生活方式中的人。因此，要建立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以生活为原点和出发点。
闲暇时间的价值阐述同样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看来，在社会变革时期需要关注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尤其需要关注工人阶级的闲暇时间的利用。而在他们预见的未来社会——“自动化机器系统在经济过程中最终替代人”，闲暇时间增多，必然改变工人阶级们原有的生活轨迹、生活观念、生活结构、生活方式。
闲暇时间随之演变为生活方式的核心。对此，马克思曾精辟地论述：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表明财富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之上的；当自由时间成为财富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的时候，“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那时，衡量财富的价值尺度将由劳动时间转变为自由时间。因为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选择闲暇时间分配方式，也就是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说到底，生活方式就是利用闲暇时间的方式。因此可以说，我们这个时代，生活方式的核心是闲暇时间分配与利用问题。
五
令人遗憾的是，近一、十年，生活方式研究却淡出了学界；而在社会实践中（包括管理、服务、组织等等）生活方式被一心一意谋经济发展的热浪冲击到了一个人们几乎看不到的角落。这是一个令人值得反思的大问题——为什么我们在经济最繁盛的时刻，却淹没了生活与人？这种状况是怎样发生的？期待多视角的思考。
五个方面的问题正在凸显，并提出严肃的理论问题：
第一，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最突出的标志是——人们将拥有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凯恩斯认为：“科学、合理地运用闲暇时间是人类永久性的问题”。马克思说，利用时间是一个极其高级的问题，亦是人类认知自身的高级规律。休闲哲学将如何解读这“永久性的问题”和掌握这一“高级规律”？
第二，科学技术的进步赋予休闲以更深的内涵。的确，科技是人类智慧的产物，那么，人类是否会落入“聪明反被聪明误”的陷井？有学者预言：科技的进步在未来意味着“工作的终结”，有可能将人类送入“天堂”，也可能将人打入“地狱”。什么是工作的终结？什么是天堂？什么是地狱？工作与休闲是什么关系？对此休闲哲学应有足够的理论准备。
第三，正如马克思所讲：“由于生产力提高一倍，以前需要使用100资本的地方，现在只需要使用50资本，于是就有50资本和相应的必要劳动游离出来；因此必须为游离出来的资本和劳动创造出一个在质上不同的新的生产部门，这个生产部门会满足并引起新的需要”。人们的新需求是什么？产业形态应如何转变？
第四，休闲，是社会管理、政策主张、体制系统、公共服务、生活方式必须面对的问题，那么，如何认识以文化引导的作用和人文关怀的力量来推动社会的进步、如何认识休闲作为一个新的社会文化经济现象对人的日常生活结构、社会结构、以及人的行为方式和社会建制所产生的影响、如何引领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等问题。值得跨学科的理论关注。
第五，伴随文化价值的多元化、多层化与多样化，特别是东西方文化相互渗透的加深，如何保持文化的张力、如何把握多元文化的借鉴与融合、如何保持民族与地域个性与特性等等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
笔者以为，五大难题也正期待人的回答：其一，什么是真正的好生活？其二，日益增多的闲暇时间颠覆了传统的生活方式，生活将如何重构？其三，闲暇时间增多将如何“再生人”？其四，闲暇时间与劳作时间的失衡，人类将怎样创造新生活和新工作？其五，使用不当的闲暇时间和物欲化倾向能否“断送人类的前景”？
六
生活方式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它是时代发展、变化与进步最重要的标志之一。西方发达国家生活方式的研究表明：关注“人对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生活方式对个人和社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最大的作用就是直接参与国民美德、教养、素质的提升与陶冶。
生活方式，自人类社会出现以来就以某种方式存在着与进行着，所说的文化进化史，实际上，就是生活方式的嬗变史。衣、食、住、行、休闲、劳作六大要素之于人、之于生活始终相随，因此，人的生活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也是历史进程的核心问题。缺失优雅生活的经济进步，犹如狂风卷起留下一片狼藉；缺失经济进步的生活，体面、尊严、优雅之盼不过是空中望月。既要经济进步，又要生活优雅，科学、合理、健康地运用闲暇时间是“双丰收”的制胜法宝。
虽然闲暇时间利用具有很强的个体主观性，但是，社会、政府、学校、家庭历来是个体的航向标。什么样的社会氛围、社会舆论、社会建制、社会心理，就有什么样的个体选择。因此，社会、政府、学校、家庭应承担这个责任。
一般来说，人的时间为“三八结构”，即：八小时生理时间、八小时工作时间、八小时闲暇时间（其中生理时间，含：睡眠、吃喝拉撒、性生活；工作时间，既有有酬劳动，也有无酬劳动；休闲时间，用于自由全面地发展自我）。前两种时间是人人均有，而闲暇时间虽然在生活中也每人一份，但是，不同的利用方式，必然带来不同的结果。把人提升为人——具有“理性、自由、美德和欢乐”品性的人，其决定作用却来自闲暇时间。爱因斯坦曾说，是闲暇时间将人区别开来。
于光远先生曾说：“闲暇时间多了，我们干什么？这是时代的大课题。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
现实表明，我们对生活方式和闲暇时间价值的认知严重滞后，而国家假日政策、新闻媒体、舆论宣传却片面狭隘地诠释了闲暇时间的功能与用处，致使国民闲暇时间利用始终处于庸俗化、媚俗化、低端化的状态。这个现状亟待改变。
毋庸置疑，进入“普遍有闲的社会”是人类文明进程的总趋势，而且我们已经踏上了这一征程。把握和预见社会转型的特点和趋势，适时调整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休闲方式、消费方式，是促进人与社会健康、文明、理性、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
最后感谢十五位作者以他们的辛勤耕耘和拳拳之心对生活方式与闲暇时间分配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给予的关注与研究。也感谢旅游教育出版社孙延旭编审对本书的出版所给予的支持与努力。
马惠娣
2013年4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