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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休闲学奠基者于光远先生谢世享年98周岁

秋风萧瑟雁南飞,碧水长天鹤不归。

苍翠青松山岩立,奇绝逸峰挂天垂。

 

于光远是有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是力避空谈的哲学家,是具有超人魅力和影响力的社会活动家,是培养百年树人的教育家,是不从众、不跟风、不唯上、不唯书的理论家,是既懂自然科学、又懂人文科学的学问家,是独辟蹊径、文理兼备的文学家,是善于反思而自觉的儒将,是以“独立思考、只服从真理”为座右铭的知识分子,是没有官场意识的高级别政府官员。

 

中国休闲学奠基者于光远先生于2013926日凌晨342分在北京医院谢世,享年98周岁。

于光远,生于191575日,上海市人,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院士)。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第十二、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百科全书式的学问家、社会活动家,是中国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

他学养深厚、人格高尚,视思想与写作为终生“享受”;喜欢独立思考,长于哲学方法,善于发现和提出问题;追求思想创新,自称“望家”和“发起家”。凭着他的睿智、胆识、敏锐,常常云人所未云,发人所未发。对哲学、经济学、教育学、文化学、科技发展战略、文学作品等几十个领域都有独到的贡献,涉猎范围之多、之广在中国的学者中还不多见。

他是有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是力避空谈的哲学家,是具有超人魅力和影响力的社会活动家,是培养百年树人的教育家,是不从众、不跟风、不唯上、不唯书的理论家,是既懂自然科学、又懂人文科学的学问家,是独辟蹊径、文理兼备的文学家,是善于反思而自觉的儒将,是以“独立思考、只服从真理”为座右铭的知识分子,是没有官场意识的高级别政府官员。

他的人生原则是:独立思考,自成一家。独立思考,即目不随人视,耳不随人听,口不随人语,鼻不随人息。自成一家,即要刻苦专研,不做思想懒汉。承认自己所说是一家之言,无垄断真理之意,要向别人学习和争鸣。

他的学术深深植根于社会、生活,常常犀利地透视社会现实和基层民众中的各种热点问题、焦点问题、难点问题;他强调:我们的研究工作不应该限于一般的、抽象的思辨,而是要去作特殊的、具体的研究,向着实践的方向前进,直到实践生活中显示出这种研究的重要意义。

他一生出版了约有2000万字的作品,主要代表作有:《哲学论文演讲和笔记》、《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7卷)、《我的教育思想》、《碎思录》、《“文革”中的我》、《于光远短论集1977-2001》、《论普遍有闲的社会》、《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等。

30余年来,由他创立了自然辩证法、国土经济学、发展战略学、技术经济学等几十个新兴学科。

休闲学是他晚年对中国学术界作出的又一贡献,成为中国休闲学的缔造者和奠基者。以下简述是自1995年以来,关于与中国休闲研究有关活动的大事记:

19955月在中国实施每周五天工作制后,他于当年的7月在北京成立了休闲文化研究小组,组织各界人士开展对这一新的社会文化现象的研究。此后,他的家里常常成为休闲讨论的集会场所。

1995年在庆贺他从事学术活动50周年的会议上,他提议由我主持一个哲学咖啡屋,他希望中国的学人像巴黎人那样坐在巴黎左岸,喝咖啡谈哲学、谈科学、谈艺术,相互碰撞思想火花。

1996年他发表了长文“论普遍有闲的社会”,同年四月在北京组织了“休闲文化研讨会”,凭借他的学术与社会影响力,吸引了首都理论界、新闻界、学术界众多人士。

1997年,他亲自成立“玩的俱乐部”,亲自组织“踏青”与游乐活动。

1999年,他参加了“西方休闲研究译丛”(第一套)的编委会工作,并亲自主持与云南人民出版社联袂召开的第一次编委会,在他的影响下成思危、龚育之均在百忙之中莅临。

1999年春,我随他去河北燕郊,在车中他与我谈到了休闲哲学问题。他问我,中外哲学史中是否有对休闲的论述?还问我,休闲在人类文化史中居于什么样的地位?是否有人做这方面的研究?他认为哲学是方法论和认识论,是学问的核心。

20008月,他亲自出席了中国北京首届休闲产业国际论坛,并在会上作了重要的讲话。

2000年五一之后,他看到了旅游“井喷”的场面,在一次会议期间,他对我说,旅游问题是需要认真关注的,因为,旅游不仅具有经济性,而且具有文化性,还是现代生活中的一种休闲方式。他当即提出写“旅游词典”,许多条目就是在那次饭桌上边想边提出的。后来他又对条目框架做了多次修改。

2001年,他为广东一家企业题字:玩是人生的根本需要之一,要玩得有文化,要有玩的文化,要研究玩的学术,掌握玩的技术,发展玩的艺术。

200210月,他出席中国首届“休闲与社会进步论坛”,并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在他的影响下,时任国家旅游局局长的韩克华,科技部副部长韩德乾,外交部大使陈鲁直,国家外国专家局局长马俊如,中国软科学研究会副会长孔德涌,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文章,时任文化部教科司司长童明康等均出席了会议。
    2003年初,在他的影响和关照下,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休闲研究中心。

2003年,时任世界休闲组织秘书长Dr.Gerald Konyon先生亲自到于老家中拜访了他。

200312月,他亲赴海南博鳌参加并主持了“首届中华麻将论坛暨公开赛”,并在会上指出:把麻将用于赌博,乃人的问题,而非麻将之过。把赌博现象归罪于麻将,显然是人在逃避责任,是我们的智慧出了问题,是我们的创造力远远不够。值得很好反思的问题。在他的建议下,还成立了世界麻将组织,他担任了首届主席。

20043月,出席“我国公众闲暇时间文化精神生活状况的调查与研究”课题评审会议。在会上,他提出:闲暇时间,属于时间的范畴,在当代社会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时间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哲学问题、科技问题、艺术问题。

20046月,他亲自出席2004-中国:休闲与社会进步学生年会,并作“休闲的理论与实践”的主题演讲。在他的感召力下,原宣传部部长朱厚泽,原全国政协秘书长朱训,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明瑜,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北京大学孙小礼,中央党校沈宝祥,中国人民大学何伟等出席会议。

200410月,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以《论普遍有闲的社会》命名的文稿,收录了他自20世纪70年代末所发表的与休闲相关的论文与文章。

20051月,亲自出席“‘中国学人休闲研究丛书’出版暨学术座谈会”,他在发言中指出:休闲是我们这个时代面对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关乎我们构筑健康、科学、积极的生活方式,关乎全体国民素质的提高,关乎社会的和谐发展。 “闲”是最大最大的字眼,因为“闲”同“社会生产力”这个大字眼相联。既要重视有文化地“休闲”和“消遣”,使之对社会的进步起积极作用,又要注意克服消极的填充闲暇的方式。所以我们应多管“闲”事。

2005年休闲年会以“休闲与城市”为主题在浙江江山市举行,他在书面发言中指出:建议在关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到生活方式的研究,尤其是现代社会中的生活方式应具有多方面的文化要素。

2005816日,他为江苏教育出版社《闲暇教育》一书作序,其中写道:我个人的经历说明,闲暇时间是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的第二课堂,而且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课堂,可以在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任何方面。学会珍惜,并有效、合理地利用闲暇时间,你就拥有多方面发展自己的能力,你就一定会有丰富而充实的人生。反之,利用不好,闲暇时间也会加害于你,轻则使你虚度人生、碌碌无为;重则使你误入歧途,害人害己。这就是“闲暇的辩证法”。

2006年5月,由他破题,我们共同完成了《休闲·游戏·麻将》一书,11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正式出版。
   2006年底,在他的影响和努力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批准成立休闲哲学专业委员会。

2007年,出席在密云召开的以“休闲与媒体”为主题的论坛,他指出:媒体如何关注休闲与休闲经济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特别是媒体如何帮助政府与老百姓认识休闲的价值,认识休闲在经济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认识由休闲生活的增多而引起的社会关系和产业结构的变革等。这些对于媒体来说既是新的课题、新的挑战,也是新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2007年,他为休闲年会题写书面发言,指出:休闲研究在中国也有10多年的历史了,也出了很多的成果,涌现出了很多人才,开展了许多工作,已经具备了必要的条件。我想,我们应该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努力,特别是在形成和培育休闲研究中国学派上下功夫。

2007129日我到他家,他若有所思地对我说:“今天是一二·九青年运动72周年,我特别忧虑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身体状况。这个群体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有热情但压力也大,很多人不注意平日的体育锻炼。小马,你要关注这个现象。

2007314日,他躺在病床上建议我主编一本“休闲研究”的杂志,最好是图文并茂,体现人文性、知识性、趣味性,文风和内容最好活泼一点、轻松一点、悠闲一点。除了必要的论文外,还可以开辟“域外采风”、“休闲趣事”、“风景线”、“幽默故事”等方面的栏目。出游游记、大家的休闲生活、名人专访等等都可以反映进来。他还说:我可以帮你设计栏目,我帮你邀请一些人写他们的休闲生活。我和龚育之都是你先采访的对象……。

2008年,他在休闲年会的书面发言中指出:国计民生不仅要关心他们的疾苦问题,也包括关心他们的休闲生活问题。现在闲暇时间多了,我们干什么,怎么干?这是时代的大课题。

2008年8月,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于光远马惠娣十年对话:关于休闲学10个基本问题》一书,他的许多思想来自平时他的灵感,来自他对许多问题的思索。比如,他对现在“填鸭式”的教育忧心忡忡,对孩子们没有时间玩忧心忡忡。他认为这些做法是对教育规律的扭曲,是对人的天性的扭曲,是对未来不负责任。

2009年8月,他为休闲年会题字:关注国计民生中的休闲,关注休闲中的人文关怀。

2009年10月,他以94岁的高龄出席了他人生最后的一次国际会议(国际休闲社会学研究委员会中期会议暨2009-中国休闲与社会进步学术年会),他亲自到会,并与全体代表合影。他在会上的发言由他的秘书胡冀燕完成。他在发言稿中指出:我曾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职务,也长期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我以为,社会科学自诞生以来,就在不断地吸收各个学科门类的营养,形成了开放性、跨学科性、包容性等学科特点,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和创新它的研究方法。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国际社会学协会就成立了休闲研究委员会,不难看出社会学对新生事物敏感捕捉的能力,也不难看出休闲问题之于当今社会的重要意义。

2011年,由于身体原因,他未能亲自为休闲年会题写讲稿,征得他本人同意,选自于光远《休闲游戏麻将》一书“序”中的片段,作为会议的书面发言。

2012年,他为休闲年会书写书面发言,指出:需要从文化与哲学的角度加以对休闲这一社会文化现象、休闲与社会进步的关系的思考。我想,上述问题是值得理论界、学术界、教育界以及政府部门认真研究、认真对待的。

近些年随着年龄增高,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坐轮椅、走天下”开始成为奢望,而他老人家却开始了“坐轮椅、走社区”,进而思索北京市民的休闲生活。考察了解平民的休闲生活,并希望理论联系实际,做具体的研究。每次去社区,他的观察都很仔细。他注意到一位梳长辫子的中年女性经常在这里打乒乓球。他嘱我找这位女同志了解一下,她是否下岗了?还有什么业余爱好?闲暇时间都怎么分配等等。离“社区活动中心”不远处,是一块未被清理的拆迁遗址,里边杂草丛生、垃圾遍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既不雅观,也妨碍周围居民的日常生活。师母指着这块地方说,“光远几次打算给北京市委书记刘琪写信,希望他能重视这件事情,并尽快处理好。每天都在磨叨这件事……”

休闲研究在中国的研究常常遭人指责。一些人认为这是对资产阶级生活情调的青睐,是自由化的回潮。即使在学界,也把休闲研究当成是对吃喝玩乐的眷顾。文化大革命遗留的意识形态时常利用多种场合向休闲研究发难。是他不惧冷言冷语,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依据,阐释了休闲研究的文化意义、时代意义与社会进步意义。

2012年初开始住进医院,210日上午我去看望他时,在小黑板上写下:“文化部批准成立中国休闲文化研究会,请他担任名誉理事长”,他看过笑了一下。

201279日上午,北京医院。到病房时,于老正醒着。跟他打招呼时,他睁大眼睛、点点头。随后给他展示《于光远休闲思想文献回顾》小册子,他一直看着。我又在小黑板上写下“于光远休闲思想文献回顾”几个大字,他专注地看着。但无语。

20121225日下午,北京医院。于老的精神不错,我在黑板上写下了“2012年休闲年会开得很好”,他仔细地看过,点了点头。我接着又写了“小非非已考取了美国康奈尔大学数学系,你高兴吧?”,他仔细地看了一遍,似乎个别的地方没有看明白,就又看了看,而后点点头。

201375日下午4点至5点,北京医院房间。今天是于老98岁生日,我给于老带来贺寿字幅,上面书写:“大壑空幽瘦松高洁,莽原弘阔碧水清扬”,由王治国书写。词章由常宝利先生正之。当即粘贴在病房的墙壁上。稍后,于老的女儿于小红、于小东携他们的儿女“飞飞”(小红之子)和“非非”(小东之女)来到病房看望外公。似有亲人间的感应,于老在瞬间睁开了眼睛,看儿孙们的到来,略显激动。小非非赶紧在“小黑板”上写下“祝姥爷生日快乐”放在他的眼前,美国的飞飞攥着于老的右手。一会,小红拉住了爸爸的手,便亲切地叫着“爸爸”,于老深情地点头。

2013822日下午4点至5点,北京医院房间。过两天我要出国,今天从匈牙利使馆取回签证,特意安排这个时间来看于老。于老安详地躺在病床上,看似在沉睡,呼吸均匀,体温正常,床边垂吊的尿液袋有少许尿液。护工小张贴着于老的耳朵大声说:“于老,马大姐来看你了。”没有什么反应,小张又试着喊了一遍,于老没有像往常一样,睁开眼睛看上一眼。这是我与于老的最后一面!

他曾为自己写过“墓志铭”:自命是一个大玩学家,开玩笑地说,我死后,在我的墓碑上可以写上这么几个字:“大玩学家于光远与我们永别了。他走了,我们还是要玩。这正是于光远希望人们做的事情。”

于光远将去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他们一定会在香槟酒、爱情诗、高雅音乐的陪伴下继续讨论发展生产力、剩余价值、全面自由地发展人,也一定会继续讨论人、生活、休闲。

秋风萧瑟雁南飞,碧水长天鹤不归。苍翠青松山岩立,奇绝逸峰挂天垂。

拟绝句送于光远恩师远行!

 

马惠娣

2013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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