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休闲学奠基者于光远先生谢世享年98周岁
秋风萧瑟雁南飞，碧水长天鹤不归。
苍翠青松山岩立，奇绝逸峰挂天垂。
于光远是有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是力避空谈的哲学家，是具有超人魅力和影响力的社会活动家，是培养百年树人的教育家，是不从众、不跟风、不唯上、不唯书的理论家，是既懂自然科学、又懂人文科学的学问家，是独辟蹊径、文理兼备的文学家，是善于反思而自觉的儒将，是以“独立思考、只服从真理”为座右铭的知识分子，是没有官场意识的高级别政府官员。
中国休闲学奠基者于光远先生于2013年9月26日凌晨3点42分在北京医院谢世，享年98周岁。
于光远，生于1915年7月5日，上海市人，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院士）。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第十二、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百科全书式的学问家、社会活动家，是中国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
他学养深厚、人格高尚，视思想与写作为终生“享受”；喜欢独立思考，长于哲学方法，善于发现和提出问题；追求思想创新，自称“望家”和“发起家”。凭着他的睿智、胆识、敏锐，常常云人所未云，发人所未发。对哲学、经济学、教育学、文化学、科技发展战略、文学作品等几十个领域都有独到的贡献，涉猎范围之多、之广在中国的学者中还不多见。
他是有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是力避空谈的哲学家，是具有超人魅力和影响力的社会活动家，是培养百年树人的教育家，是不从众、不跟风、不唯上、不唯书的理论家，是既懂自然科学、又懂人文科学的学问家，是独辟蹊径、文理兼备的文学家，是善于反思而自觉的儒将，是以“独立思考、只服从真理”为座右铭的知识分子，是没有官场意识的高级别政府官员。
他的人生原则是：独立思考，自成一家。独立思考，即目不随人视，耳不随人听，口不随人语，鼻不随人息。自成一家，即要刻苦专研，不做思想懒汉。承认自己所说是一家之言，无垄断真理之意，要向别人学习和争鸣。
他的学术深深植根于社会、生活，常常犀利地透视社会现实和基层民众中的各种热点问题、焦点问题、难点问题；他强调：我们的研究工作不应该限于一般的、抽象的思辨，而是要去作特殊的、具体的研究，向着实践的方向前进，直到实践生活中显示出这种研究的重要意义。
他一生出版了约有2000万字的作品，主要代表作有：《哲学论文演讲和笔记》、《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7卷）、《我的教育思想》、《碎思录》、《“文革”中的我》、《于光远短论集1977-2001》、《论普遍有闲的社会》、《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等。
近30余年来，由他创立了自然辩证法、国土经济学、发展战略学、技术经济学等几十个新兴学科。
休闲学是他晚年对中国学术界作出的又一贡献，成为中国休闲学的缔造者和奠基者。以下简述是自1995年以来，关于与中国休闲研究有关活动的大事记：
1995年5月在中国实施每周五天工作制后，他于当年的7月在北京成立了休闲文化研究小组，组织各界人士开展对这一新的社会文化现象的研究。此后，他的家里常常成为休闲讨论的集会场所。
1995年在庆贺他从事学术活动50周年的会议上，他提议由我主持一个哲学咖啡屋，他希望中国的学人像巴黎人那样坐在巴黎左岸，喝咖啡谈哲学、谈科学、谈艺术，相互碰撞思想火花。
1996年他发表了长文“论普遍有闲的社会”，同年四月在北京组织了“休闲文化研讨会”，凭借他的学术与社会影响力，吸引了首都理论界、新闻界、学术界众多人士。
1997年，他亲自成立“玩的俱乐部”，亲自组织“踏青”与游乐活动。
1999年，他参加了“西方休闲研究译丛”（第一套）的编委会工作，并亲自主持与云南人民出版社联袂召开的第一次编委会，在他的影响下成思危、龚育之均在百忙之中莅临。
1999年春，我随他去河北燕郊，在车中他与我谈到了休闲哲学问题。他问我，中外哲学史中是否有对休闲的论述？还问我，休闲在人类文化史中居于什么样的地位？是否有人做这方面的研究？他认为哲学是方法论和认识论，是学问的核心。
2000年8月，他亲自出席了中国北京首届休闲产业国际论坛，并在会上作了重要的讲话。
2000年五一之后，他看到了旅游“井喷”的场面，在一次会议期间，他对我说，旅游问题是需要认真关注的，因为，旅游不仅具有经济性，而且具有文化性，还是现代生活中的一种休闲方式。他当即提出写“旅游词典”，许多条目就是在那次饭桌上边想边提出的。后来他又对条目框架做了多次修改。
2001年，他为广东一家企业题字：玩是人生的根本需要之一，要玩得有文化，要有玩的文化，要研究玩的学术，掌握玩的技术，发展玩的艺术。
2002年10月，他出席中国首届“休闲与社会进步论坛”，并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在他的影响下，时任国家旅游局局长的韩克华，科技部副部长韩德乾，外交部大使陈鲁直，国家外国专家局局长马俊如，中国软科学研究会副会长孔德涌，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文章，时任文化部教科司司长童明康等均出席了会议。
2003年初，在他的影响和关照下，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休闲研究中心。
2003年，时任世界休闲组织秘书长Dr.Gerald Konyon先生亲自到于老家中拜访了他。
2003年12月，他亲赴海南博鳌参加并主持了“首届中华麻将论坛暨公开赛”，并在会上指出：把麻将用于赌博，乃人的问题，而非麻将之过。把赌博现象归罪于麻将，显然是人在逃避责任，是我们的智慧出了问题，是我们的创造力远远不够。值得很好反思的问题。在他的建议下，还成立了世界麻将组织，他担任了首届主席。
2004年3月，出席“我国公众闲暇时间文化精神生活状况的调查与研究”课题评审会议。在会上，他提出：闲暇时间，属于时间的范畴，在当代社会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时间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哲学问题、科技问题、艺术问题。
2004年6月，他亲自出席2004-中国：休闲与社会进步学生年会，并作“休闲的理论与实践”的主题演讲。在他的感召力下，原宣传部部长朱厚泽，原全国政协秘书长朱训，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明瑜，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北京大学孙小礼，中央党校沈宝祥，中国人民大学何伟等出席会议。
2004年10月，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以《论普遍有闲的社会》命名的文稿，收录了他自20世纪70年代末所发表的与休闲相关的论文与文章。
2005年1月，亲自出席“‘中国学人休闲研究丛书’出版暨学术座谈会”，他在发言中指出：休闲是我们这个时代面对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关乎我们构筑健康、科学、积极的生活方式，关乎全体国民素质的提高，关乎社会的和谐发展。 “闲”是最大最大的字眼，因为“闲”同“社会生产力”这个大字眼相联。既要重视有文化地“休闲”和“消遣”，使之对社会的进步起积极作用，又要注意克服消极的填充闲暇的方式。所以我们应多管“闲”事。
2005年休闲年会以“休闲与城市”为主题在浙江江山市举行，他在书面发言中指出：建议在关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到生活方式的研究，尤其是现代社会中的生活方式应具有多方面的文化要素。
2005年8月16日，他为江苏教育出版社《闲暇教育》一书作序，其中写道：我个人的经历说明，闲暇时间是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的第二课堂，而且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课堂，可以在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任何方面。学会珍惜，并有效、合理地利用闲暇时间，你就拥有多方面发展自己的能力，你就一定会有丰富而充实的人生。反之，利用不好，闲暇时间也会加害于你，轻则使你虚度人生、碌碌无为；重则使你误入歧途，害人害己。这就是“闲暇的辩证法”。
2006年5月，由他破题，我们共同完成了《休闲·游戏·麻将》一书，11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正式出版。
2006年底，在他的影响和努力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批准成立休闲哲学专业委员会。
2007年，出席在密云召开的以“休闲与媒体”为主题的论坛，他指出：媒体如何关注休闲与休闲经济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特别是媒体如何帮助政府与老百姓认识休闲的价值，认识休闲在经济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认识由休闲生活的增多而引起的社会关系和产业结构的变革等。这些对于媒体来说既是新的课题、新的挑战，也是新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2007年，他为休闲年会题写书面发言，指出：休闲研究在中国也有10多年的历史了，也出了很多的成果，涌现出了很多人才，开展了许多工作，已经具备了必要的条件。我想，我们应该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努力，特别是在形成和培育休闲研究中国学派上下功夫。
2007年12月9日我到他家，他若有所思地对我说：“今天是一二·九青年运动72周年，我特别忧虑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身体状况。这个群体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有热情但压力也大，很多人不注意平日的体育锻炼。小马，你要关注这个现象。
2007年3月14日，他躺在病床上建议我主编一本“休闲研究”的杂志，最好是图文并茂，体现人文性、知识性、趣味性，文风和内容最好活泼一点、轻松一点、悠闲一点。除了必要的论文外，还可以开辟“域外采风”、“休闲趣事”、“风景线”、“幽默故事”等方面的栏目。出游游记、大家的休闲生活、名人专访等等都可以反映进来。他还说：我可以帮你设计栏目，我帮你邀请一些人写他们的休闲生活。我和龚育之都是你先采访的对象……。
2008年，他在休闲年会的书面发言中指出：国计民生不仅要关心他们的疾苦问题，也包括关心他们的休闲生活问题。现在闲暇时间多了，我们干什么，怎么干？这是时代的大课题。
2008年8月，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于光远马惠娣十年对话：关于休闲学10个基本问题》一书，他的许多思想来自平时他的灵感，来自他对许多问题的思索。比如，他对现在“填鸭式”的教育忧心忡忡，对孩子们没有时间玩忧心忡忡。他认为这些做法是对教育规律的扭曲，是对人的天性的扭曲，是对未来不负责任。
2009年8月，他为休闲年会题字：关注国计民生中的休闲，关注休闲中的人文关怀。
2009年10月，他以94岁的高龄出席了他人生最后的一次国际会议（国际休闲社会学研究委员会中期会议暨2009-中国休闲与社会进步学术年会），他亲自到会，并与全体代表合影。他在会上的发言由他的秘书胡冀燕完成。他在发言稿中指出：我曾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职务，也长期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我以为，社会科学自诞生以来，就在不断地吸收各个学科门类的营养，形成了开放性、跨学科性、包容性等学科特点，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和创新它的研究方法。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国际社会学协会就成立了休闲研究委员会，不难看出社会学对新生事物敏感捕捉的能力，也不难看出休闲问题之于当今社会的重要意义。
2011年，由于身体原因，他未能亲自为休闲年会题写讲稿，征得他本人同意，选自于光远《休闲游戏麻将》一书“序”中的片段，作为会议的书面发言。
2012年，他为休闲年会书写书面发言，指出：需要从文化与哲学的角度加以对休闲这一社会文化现象、休闲与社会进步的关系的思考。我想，上述问题是值得理论界、学术界、教育界以及政府部门认真研究、认真对待的。
近些年随着年龄增高，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坐轮椅、走天下”开始成为奢望，而他老人家却开始了“坐轮椅、走社区”，进而思索北京市民的休闲生活。考察了解平民的休闲生活，并希望理论联系实际，做具体的研究。每次去社区，他的观察都很仔细。他注意到一位梳长辫子的中年女性经常在这里打乒乓球。他嘱我找这位女同志了解一下，她是否下岗了？还有什么业余爱好？闲暇时间都怎么分配等等。离“社区活动中心”不远处，是一块未被清理的拆迁遗址，里边杂草丛生、垃圾遍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既不雅观，也妨碍周围居民的日常生活。师母指着这块地方说，“光远几次打算给北京市委书记刘琪写信，希望他能重视这件事情，并尽快处理好。每天都在磨叨这件事……”
休闲研究在中国的研究常常遭人指责。一些人认为这是对资产阶级生活情调的青睐，是自由化的回潮。即使在学界，也把休闲研究当成是对吃喝玩乐的眷顾。文化大革命遗留的意识形态时常利用多种场合向休闲研究发难。是他不惧冷言冷语，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依据，阐释了休闲研究的文化意义、时代意义与社会进步意义。
2012年初开始住进医院，2月10日上午我去看望他时，在小黑板上写下：“文化部批准成立中国休闲文化研究会，请他担任名誉理事长”，他看过笑了一下。
2012年7月9日上午，北京医院。到病房时，于老正醒着。跟他打招呼时，他睁大眼睛、点点头。随后给他展示《于光远休闲思想文献回顾》小册子，他一直看着。我又在小黑板上写下“于光远休闲思想文献回顾”几个大字，他专注地看着。但无语。
2012年12月25日下午，北京医院。于老的精神不错，我在黑板上写下了“2012年休闲年会开得很好”，他仔细地看过，点了点头。我接着又写了“小非非已考取了美国康奈尔大学数学系，你高兴吧？”，他仔细地看了一遍，似乎个别的地方没有看明白，就又看了看，而后点点头。
2013年7月5日下午4点至5点，北京医院房间。今天是于老98岁生日，我给于老带来贺寿字幅，上面书写：“大壑空幽瘦松高洁，莽原弘阔碧水清扬”，由王治国书写。词章由常宝利先生正之。当即粘贴在病房的墙壁上。稍后，于老的女儿于小红、于小东携他们的儿女“飞飞”（小红之子）和“非非”（小东之女）来到病房看望外公。似有亲人间的感应，于老在瞬间睁开了眼睛，看儿孙们的到来，略显激动。小非非赶紧在“小黑板”上写下“祝姥爷生日快乐”放在他的眼前，美国的飞飞攥着于老的右手。一会，小红拉住了爸爸的手，便亲切地叫着“爸爸”，于老深情地点头。
2013年8月22日下午4点至5点，北京医院房间。过两天我要出国，今天从匈牙利使馆取回签证，特意安排这个时间来看于老。于老安详地躺在病床上，看似在沉睡，呼吸均匀，体温正常，床边垂吊的尿液袋有少许尿液。护工小张贴着于老的耳朵大声说：“于老，马大姐来看你了。”没有什么反应，小张又试着喊了一遍，于老没有像往常一样，睁开眼睛看上一眼。这是我与于老的最后一面！
他曾为自己写过“墓志铭”：自命是一个大玩学家，开玩笑地说，我死后，在我的墓碑上可以写上这么几个字：“大玩学家于光远与我们永别了。他走了，我们还是要玩。这正是于光远希望人们做的事情。”
于光远将去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他们一定会在香槟酒、爱情诗、高雅音乐的陪伴下继续讨论发展生产力、剩余价值、全面自由地发展人，也一定会继续讨论人、生活、休闲。
秋风萧瑟雁南飞，碧水长天鹤不归。苍翠青松山岩立，奇绝逸峰挂天垂。
拟绝句送于光远恩师远行！
马惠娣
2013年9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