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国的休闲：跨越太平洋的交谈》
——书序
马惠娣
2014年11月23日
宋瑞和戈比教授合作的这本书，以“交谈”的方式“寻找中国的休闲”，令人充满好奇，也充满期待。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以何种方式“交谈”，“谈了什么问题”，“谈论中有交锋、有冲突？”，“交谈的结局如何”......书本未打开，便一股脑冒出了这些问题。戈比发来邮件要我作序，我欣然允诺。
戈比教授是我的老朋友，1998年我作为第一位受邀的中国学者访问了他。在他的助力下，我于当年组织翻译的第一套“西方休闲研究译丛”五本书得以顺利出版。其中有他的两本专著，及与他人合作的另一本著作。这套“译丛”很快在中国售罄，并连续再版。很快戈比教授成为新兴的中国休闲研究学界的知名学者，此后，他与中国休闲学界也结下了不解之缘。十六年来，他成为中国学者们的良师益友，成为中美文化交流的护花使者。
戈比教授在美国休闲研究领域是受人尊敬的资深教授，他的《21世纪的休闲与休闲产业》、与托马斯·古德尔合作的《人类文化思想史中的休闲》、与约翰·P·罗宾逊合作的《时间分配的社会学调查与方法》都是他的代表著，对国内外学界影响很大。
他善于科学分析当今世界的各种变化，并把休闲问题始终放在人类未来发展的视角加以观察与了望，形成了他的学术特色，并独树一帜于美国休闲研究领域。我始终记得16年前在接受他的邀请时，他发来电子邮件，给我提出若干问题，希望与我讨论，诸如：中国老龄化、城市垃圾处理、留守儿童、移民问题、互联网时代的劳动用工问题等等。当时，我很不解——这些问题与休闲有什么关系？他对中国问题的高瞻远瞩，那个时候，我还不能完全理解。当然，由此可见，他的学术的独到之处，以及对中国问题早有深远的思虑与了望。这么多年来，他倾心于中国发展进程中休闲问题的研究，倾心于对中国休闲研究的扶助及人才的培养。他的良苦用心在这本书中处处体现。
我与宋瑞也相识十余年，亦是朋友。她多年来做旅游与休闲的交叉研究，近些年一直主编《休闲绿皮书》，在业界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几年前获得国家教育部资助项目前往美国访学，并师从戈比教授。这本《寻找中国的休闲：跨越太平洋的交谈》一书可以看作是她此访的重要收获。我想，首先得益于宋瑞的勤奋与刻苦，其次是她良好的英语优势为这次合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本书为二人合作，却是在同一主题下各抒己见，在体例上属“另类”。因为是“交谈”——尽显灵活、轻松——形散而神聚；为“寻找中国的休闲”二人都是纵横捭阖，不乏真知灼见。
书中，他们共同关注了：休闲与日常生活、休闲与城市、休闲与自由选择、休闲与承载力、休闲与街道、休闲与环境、休闲与未来等话题。这个内容的设计很符合戈比教授一贯的学术追求和学术风格——在务实中延展战略思想，而战略思想却实实在在地扎根于现实与生活之中。在过去的16年中，戈比教授数十次来中国，多个城市与乡村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更多地是留下了他对中国人休闲生活方式、休闲与可持续发展、休闲与人文关怀的深切思考。
他在北京、上海、杭州这样的大城市眼见一座座大楼拔地而起，他忧虑城市居民的游憩空间严重不足，因此，他以美国为例，提出“核心性休闲活动”的建设，甚至提供“可移动”休闲服务，比如邀请艺术家到社区表演等形式，不仅丰富市民生活，减少社会冲突，还可以提升政府公共服务的社会形象。他对中国城市居民的休闲生活很感兴趣，一次在北京，我带他到附近的公园，看见很多人在跳交际舞，我们驻足观看，他也受舞者之邀，与人共舞。他感受到了北京人的热情、奔放。然后，他对我说，北京作为特大城市，休闲场所不足是可想而知的，但是，民众因地制宜创造了各种休闲形式，并愉悦了自己的生活，这是很好的休闲方式，以“非正式的市民团体协助解决了休闲制约问题”，“就休闲、娱乐、公园、文化生活、运动和相关领域而言，中国必须创造出自己的变革模式。这种变革模式会让中国变得更美丽，因为它扩展了闲暇时间人类得到成长和愉快的机会。”（见“休闲与生活方式”一章）。
再比如，关于休闲与城市的关系问题，他对中国“休闲城市”的评定就另有看法。他认为，“目前中国难有真正的休闲城市，这个概念在中国很难付诸实施”（见“休闲与城市”一章）。他的坦诚是一贯的，他不附庸某些时髦或功利的噱头。他是一名学者，喜欢调查、观察、体验、获得第一手资料，然后会建言献策。这些细微之处，足见他的人品与学品。
我记得有一次陪他去河南的路上，火车途径河北一带时，他指着窗外散落的农舍问我，这一带农户家的厕所怎么解决？我如实地告诉了他。他说，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大，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休闲问题不是学者笔下所谈那么轻松、那么单纯。我们可以从本书多个篇章中看到他通过对事物的细心观察，带给他的或欣慰、或忧虑的情绪。中国犹如他的第二故乡，让他充满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休闲与街道”一章中，他说，汽车，不仅是一个交通问题，更像一个哲学问题；汽车正在终结中国一个高度集体化的社会历史。同样，汽车对大气的污染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中国，其情况更为严峻。不仅如此，街道作为社区和人民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却因交通对街道的扩张，给行人带来安全隐患，让孩子们没有了玩耍的空间......他的忧心像一位慈祥的老爷爷。
他在书中也直言不讳中国的环境问题，他说得很干脆：“中国的污染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其他事情都免谈！”“中国环境污染程度之深令人难以置信。”他查阅和引证了大量的中国权威部门的文献和数据，比中国学者搜集到的还多，可见他是花了大功夫的。16年前，当他与我谈到城市垃圾问题时，他手头就有一份“垃圾包围中国城市”的资料。那份忧心，犹如自己的家。正如宋瑞所言：戈比擅长从广阔的视角和人类长期社会发展进程出发去展望未来，他运用大量的想象力带领我们去拥抱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宋瑞在与戈比对谈这些话题时，也表现出了“对谈”的独立性和灵活性，其特点正如宋瑞自己所言：“既有理论思考，也有实践措施；既有宏观发展背景，也有个体微观体验；既有理性思考，也有强烈的感情；具有数据，也有感触。”（见第一章“寻找中国人的休闲”）在某些观点上他们有共识，但也有“冲突”，也正是因为如此，看到了一个“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的多元“对谈”场景。在休闲理念、休闲赋权、休闲与日常生活、休闲与城市、休闲与自由选择、休闲与承载力、休闲与街道、休闲与环境、休闲与未来等对谈中都有自己的见解，这对戈比教授深入了解中国文化、文化传统、中国当代社会有重要的帮助。戈比说：“她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我们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显然，她能够指引我理解中国的休闲。”（见第一章“寻找中国人的休闲”）宋瑞在访学的一年期间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也听了许多课程，这使她的眼界大开。在这本书里，她把相关文献、资料、数据有机地穿插在文中，每个细心的读者也都会从中获益。书的后面还附录了“世界怎样看待中国：皮尤全球态度调查”和“美国休闲服务组织所扮演的角色”两个文本。这些对中国研究者和相关决策部门会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人的休闲在哪里？戈比说：每一种文化都发明着休闲，每一个时代也都如此。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休闲生活方式，这并不是文化的优劣，而是他们有各自的传统。作者希望让中国人明白——你们应该相信自己，展望你们的未来，找到改善生活的现实道路。这并不意味着摒弃所有的外来事物，只是想提醒一下，好点子来自全世界，当然包括中国自己。宋瑞说：预测总是有风险的，没人准确知道未来将发生什么，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憧憬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在那里，人们更加自由、有效、平等地享受休闲。
我作为两位作者共同的朋友，对他们的作品有幸先睹，并从中受益。感念戈比教授以古稀之年（在美国这个年龄还是个“小弟弟”），依据他几十年的教学智慧、咨询经验和多种文化阅历为当代中国发展出谋划策，我想，无论是学界、业界、乃至各级决策者都应当倾听他的声音，分享他的思想。宋瑞作为年轻才俊正在步入事业的盛年，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说小一点都是为中国人休闲生活方式寻找最佳的路径而尽学者之责；说大一点如果能在休闲理论上有所突破，那么能对正在转型的中国——无论是社会生态、政治生态、律法生态、人文生态、文化生态的发展会产生重要而现实的影响。
毕竟，中美两国，不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在很多方面没有可比性，当然很多方面也不用比。但是，没有比较就会失去一个“准星”——这个“准星”应当是——休闲：文化的基础（皮普尔）。休闲，是人类文化中最古老的理念；休闲能成全一个民族的文化与文明，亦能拖累甚至毁坏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民族。谈论休闲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话题，无论历史、现代与未来。“寻找中国的休闲”仍然任重而道远，希冀二位矢志不渝，在中美文化交流的互动中，找到大洋两岸休闲价值的共同所在。
（2014年11月25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