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暇红利》
——书序
（2014年11月14日动笔11月27日完成）
马惠娣
魏翔博士在出这本书之前，已先后出版了《休闲经济与管理》、《闲暇经济管理研究》、《闲暇经济导论-自由与快乐的经济要义》、《中国休闲地产：运营与创新》四本书。可见《闲暇红利》一书是有很多学术积累的。经济学是魏翔的学科与知识背景，他先后在欧美读书或访学、主持闲暇经济研究中心、参与多个国际合作项目，不仅有扎实的学术功底，而且对经济学有独到的理解和运用。我曾阅读他的多篇论文，也与他就休闲经济问题有交流，深感他是一个思维严谨、数理逻辑缜密的年轻学者。因此，我对新著《闲暇红利》充满期待。
《闲暇红利》洋洋洒洒20余万字，从“闲暇经济的定义和起源”、“闲暇经济的现实表现”、“闲暇中的幸福密码”、“中国式闲暇”、“中国式幸福”、“工作还是休闲”、“工作之外的人力资本”、“缺悠闲者无创新”、“闲暇与生活”、“不平等程度被低估了”、“如何生活是好”等多方面铺陈了闲暇带给我们的红利。我是饶有兴致，三天读毕，收获颇丰。
平日接触魏翔，感觉人严肃、持重、谨慎、唯诺。可是读过此书稿，却看到了另一面的魏翔——睿智、犀利、言真、风趣、诙谐，语言风格充满鲜活的个性和柔中寓刚的坚毅，当然，也不失轻松与活泼。
在我想来，谈及闲暇红利，肯定少不了各种原理、公式、数据、计算之类的内容。然而，魏翔却选择了“讲故事”的方式陈述了“何为闲暇红利”，“这份红利”对人意味着什么，它与宏观经济有着怎样的关系，与家庭、个体的文化积累有何助益，西方人怎么算计了这份红利、又从中获得了怎样的“财富”，等等问题让阅读者急于在内中找到答案。“故事”的讲述颇引人入胜——或设问、或反问、或演绎、或设悬念，将理论引向深入。书中涉及大量的文献、资料、数据、观点，犹如将散落一地的“珍珠、玛瑙、奇石、玉粒”捡拾起来，并把它们错落有致地镶嵌在一起，呈现的竟是一件“上好的首饰”。从这个侧面看得出魏翔对统合各家之言的学术能力。
“红利”是经济学中常用的名词，从前我知道有“人口红利”，还有“银行红利”等等。红利最直观的意思是将盈利的一部分回报给投资者。而闲暇红利，意即从闲暇时间中获得“盈利”——这便是魏翔《闲暇红利》的思想核心。
闲暇是一个怎样的存在？用大白话说：就是闲着的时间，闲着的状态，任人怎么打发。用学术的语言讲：是人的存在中的一种状态，是人的生命过程中的一种状态，是社会必要劳动和生理时间以外的时间，是由自我自由支配的时间，是用于发展个体爱好、兴趣的时间。
闲暇红利，不言而喻是从闲暇中，培养人内在的生命动力、创新活力、成长能力、多元智力、康健体力，进而积淀人生中的文化实力。这种“红利”多多益善也！
闲暇之重要由此可见一斑。我曾撰文指出：对于时间价值的认识，古今中外有高度的共识：“时间如金是铁律”。中国古人以晨钟暮鼓、经声佛号、更音报时提示时间逝去，生命短暂；西方人以教堂钟声呼唤众生苦度，诫勤诫勉，弥撒圣恩。这是人类生命体验中对时间认知和使用中最古朴的意识与方法。
如今，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的时间结构发生了变化，除去维护生理的时间和必要的社会劳动，人的闲暇时间已越来越充裕，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行为方式已然发生巨大的变化。
最早关注到这一社会变化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认为，人们有了充裕的休闲时间，就等于享有了充分发挥自己一切爱好、兴趣、才能、力量的广阔空间，有了为思想提供自由驰骋的天地。个体的‘成为人’成为可能，而每个‘成为人’的个体又构成整体社会的基础，进而为人的‘社会化’提供条件。显然，闲暇时间背后隐喻着太多的价值与意义。
时间看似是一种客观、公正的资源，但是把握好时间的规律却是一件困难的事。对此，思想家们都有深刻的体悟：马克思说，利用时间是人类认知自身的高级规律。凯恩斯说：科学、合理地运用闲暇时间是人类永久性的问题。于光远说，“闲”必定要被某种活动填充起来，这是一个一般性的原理。有效、合理地利用闲暇时间，可以多方面发展人的能力，否则人生虚度。这就是“闲暇的辩证法”。
我曾多次就此话题与魏翔做私下讨论，我是希望他，以其经济学的知识背景和他的闲暇经济研究中心的调研工作为基础，就闲暇与经济、闲暇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关系问题做一个全面而深入的思考。看来酝酿了一段时间，魏翔就完成了这部《闲暇红利》。这对当下中国人不能认真了解闲暇价值的现状，定有裨补。从这个意义上讲，魏翔所做的工作值得人们的瞩目。
中国人的“闲暇红利”现状如何？魏翔鲜明地指出：“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价值观导致中国人的闲暇安排过于消极。时间分配不均衡、闲暇活动缺乏质量和效率导向，不利于广大民众在闲暇中提升自身人力资本、增进工作效率和释放创造力。实际上，经济效率来自于更高的技术进步和更多的闲暇时间，低效率陷阱即来自创新不足，也来自有效闲暇的不足”。“闲暇错位、闲暇浪费和闲暇污染现象普遍；被动接受多，主动创造少，层次比较低”。“中国人生活方式和闲暇观念不足，大多数人具有单极情怀：一切为工作让路，为收入让路（因为加班而必须缺席很多家庭活动、社交活动），由于这些活动的缺席，当事人的心理福利会受到损伤。”缺乏质量、效率低下、创新不足，便是如今人们从闲暇时间中收获的“负红利”。这是全书理论逻辑论证的起点。
魏翔在书中设计和引证了很多国内外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步步为营地分析、反省、批判、寻根、问源、举证，诸如：“富裕中的不幸”、中国的奇迹？人的奇迹？中国式闲暇、中国式幸福、“三中全会”的幸福态、工作还是休闲？勤劳悖论、勤劳哪里出了错、勤劳基因还是休闲基因、性格塑造、家与业的博弈、缺悠闲者无创新、“芬兰之梦”、“闲暇的等式效应”、“闲暇中的兴趣”、经济引擎、个体创新四要素、个数据打败大数据、“创新陷井”、模仿饥饿症、时间节约型的产业、资本密集型的产业、高端休闲产业、休闲帝国的国民、“大师经济”、不平等程度被低估了、“六波罗密多”、工作生活平衡、“生活反攻工作”、闲暇效应与内生增长......我在他的书稿中精心选了这些名词——它们之间是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即使不看全部书稿，你也会小有收获。但是，看了这些名词，我猜想，你一定有兴趣想去探个究竟。这里，我谈一点《闲暇红利》中印象深刻的几个部分：
闲暇与幸福。看到这个标题时，我眉头一皱，揣测又是一个“泛化的幸福”？因为，我对当前泛化的幸福研究抱有批判态度，认为当下的讨论近乎失范，什么都可以与幸福搭界，什么都可以获得幸福，唯独远离美德与至善，这样的幸福是误导。魏翔知道我的这个态度，那么，他将如何谈“幸福”？看过后，却对这一章节刮目相看。魏翔不仅使用了经济学、行为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把神经生物学，以及脑神经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都借用来了——什么“基西多夫斯基之解”，“卡尼曼的收入幸福之谜”、“黄有光的生活观念论”、“大脑分泌的内啡肽”——真乃当代幸福研究的集萃。总之，主观幸福不幸福，看来难以统筹。魏翔倒是搬出了海森堡“测不准原理”——即不能同时测度出来一个粒子的速度和位置。你把它在位置测得越准，那么其速度就会测得越不准。“依据海森堡原理，我们永远也测不准幸福，我们只能估摸着把幸福量出来。”书读到此，让人忍俊不止。一方面折服于魏翔的睿智与幽默；另一方面也看得出他利用各类知识的能力。当然，最重要的是，主观幸福感的确不那么容易地谈，魏翔却提供了一个多维度的线索和思考。
闲暇与创新，是书中的一条主线。魏翔这样说：“创新第一个层次是为金钱，为自己的生活质量创新；第二是为兴趣，为自己的生命意义创新；第三是为社会，为实现社会价值创新。这些创新，都不如第四个层次，说为上帝，当然也可以是为佛祖，也可以是为太上老君，为他们，为信仰，为回报主的恩泽而创新。为什么在这几个层次呢？因为如果我们是为金钱创新的话，就会陷入模仿式创新；如果我们为兴趣创新，我们保证不了它的稳定性，因为兴趣多变；如果我们为社会动机而创新，我们保证不了它的持续性。所以，有学者强烈的指出，创新和宗教之间还是真的很有关系，创新、宗教精神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道路呢？就是像上帝创人，我创世界，这就是创新的最高境界。”
创新当然要有条件：“首先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具备专业知识，专业知识是通过受教育得来的，一种叫“干中学”，还有一种叫“校中学”。创新的第二个条件，就是要有一定的闲暇时间。比如说我们的创新不够，这个实质上跟我们个体的智商和我们的文化都没有关系。事实上，我们的文化一直鼓励创新，可是我们的创新不那么强。这个问题跟我们的产业结构有关，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产业结构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制造业叫“二产”，占比重大约是占了45%到55%的这样一个比例，那么这种局面形成什么呢？这种局面的形成一个很显见的结果就是大家都很忙。因为我们的经济产值是要靠劳动密集型的投入，是要靠时间和你的劳动力投入来产生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形成了一种可能性，就是我无暇创新。”
“创新境界”、“无暇创新”感觉有点柔中寓刚，却让人回味不尽、反省不尽，深层面的问题被提了出来。可见文笔中潜藏的深意。
为了说明闲暇和创新之间的密切关系，魏翔介绍了“芬兰之梦”，“北欧之谜的谜中谜是芬兰。芬兰是第一实行无纸化金融系统的国家，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你拿个卡到哪都不用现金了。25年前芬兰实现了，当时是全球第一个，而且芬兰到目前为止，是全球电子行业和IT信息行业的研发中心，比如诺基亚虽然不产手机了，但是你知道诺基亚进行了华丽的转身，诺基亚说我已经不再做肢体企业要做的事了，诺基亚说我要做头脑企业，所以诺基亚已经转身了。”
芬兰推广“芬兰之梦”的核心内容是把科技和休闲交互起来。“闲暇时间对科技创新有实质的作用，科技发展的重要作用就是把人从工作中解放出来，把你从家庭活动中解放出来。芬兰人开发设备使家庭劳动减少，腾出时间加强人文关爱与交流”。“芬兰之梦”告诉我们：工作和生活，闲暇与创造必须有机地耦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的基本论点是如何打开生活的黑箱，来寻求创新另外一个源泉，就是内在激励的创新。”
“芬兰之梦”是一个很生动的例子，我们从中看到了芬兰人闲暇中的红利。当然，它的启发意义也是深刻的。人类进步的现实告诉我们：社会越发展，国家越富有，社会满足其成员的物质条件和非物质条件的程度就越高，反映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的生活方式也就必然发生变化，人的一切活动的本体论意义必将得到彰显，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规律已经出现。那么，新的经济规律是什么？传统的经济理论（包括生产、消费、交换、分配）已发生怎样的变化？经济的增速怎样才合理？政府在平衡国民劳作与休闲的过程中需要制定怎样的政策与执政理念？在中国将闲暇时间转化成红利是时机未到，还是缺乏远见？中国人有效闲暇不足的社会机理之弊何在？讲求创新而不能“疮心”的道理我们知多少？中国人对微观经济有多少关注？“中国梦”可否嫁接“芬兰梦”？等等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思考。
近几年，魏翔担责中国休闲哲学专业委员会秘书处的工作，对发展这方面的学术工作多有思虑和规划。休闲、闲暇、经济、成为人、社会化、生活、劳作、创新，归根结底都是哲学问题。闲暇转化为红利，也需要找到科学的方法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叩天问道，是挑战，也是使命。
我愿推荐此书——开启大家对闲暇与“红利”之间关系的新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