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休闲学在他的目光下一路走来
——怀念于光远先生
秋寒叶落雁南飞,碧水长天鹤不归。
苍翠青松山岩立,奇绝逸峰挂天垂。
中国休闲学奠基者于光远先生于2013年9月26日凌晨3点42分在北京医院谢世,享年98周岁。
于光远,生于1915年7月5日,上海市人,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院士)。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第十二、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百科全书式的学问家、社会活动家,是中国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
他学养深厚、人格高尚,视思想与写作为终生“享受”;喜欢独立思考,长于哲学方法,善于发现和提出问题;追求思想创新,自称“望家”和“发起家”。凭着他的睿智、胆识、敏锐,常常云人所未云,发人所未发。对哲学、经济学、教育学、文化学、科技发展战略、文学作品等几十个领域都有独到的贡献,涉猎范围之多、之广在中国的学者中还不多见。
他的人生原则是:独立思考,自成一家。独立思考:即目不随人视,耳不随人听,口不随人语,鼻不随人息。自成一家:即要刻苦专研,不做思想懒汉。承认自己所说是一家之言,无垄断真理之意,要向别人学习和争鸣。
他的学术深深植根于社会、生活,常常犀利地透视社会现实和基层民众中的各种热点问题、焦点问题、难点问题;他强调:我们的研究工作不应该限于一般的、抽象的思辨,而是要去作特殊的、具体的研究,向着实践的方向前进,直到实践生活中显示出这种研究的重要意义。
他一生出版了约有2000万字的作品,主要代表作有:《哲学论文演讲和笔记》、《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7卷)、《我的教育思想》、《碎思录》、《“文革”中的我》、《于光远短论集1977-2001》、《论普遍有闲的社会》、《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窗外的石榴花》等。
近30余年来,由他创立了自然辩证法、国土经济学、发展战略学、技术经济学、未来学等几十个新兴学科。
休闲学是他晚年对中国学术界作出的又一贡献,成为中国休闲学的缔造者和奠基者。以下是自1995年以来,他所参与的休闲活动和发表的文章的概述。
1995年5月在中国实施每周五天工作制后,他于当年的7月在北京成立了休闲文化研究小组,组织各界人士开展对这一新的社会文化现象的研究。此后,他的家里常常成为讨论休闲问题的集会场所。
1995年7月在庆贺他从事学术活动50周年的会议上,他提议由我主持一个哲学咖啡屋,他希望中国的学人像巴黎人那样坐在巴黎左岸,喝咖啡谈哲学、谈科学、谈艺术,相互碰撞思想火花。
1996年他发表了长文“论普遍有闲的社会”,指出:“争取有闲是生产的根本目的之一。闲暇时间的长短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同步的。从现在看将来,如果闲的时间能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增加,闲的地位还可以进一步提高。这是未来社会高速发展的道路”。同年四月在北京他组织了“休闲文化研讨会”,凭借他的学术与社会影响力,该研讨会吸引了首都理论界、新闻界、学术界众多人士。
1997年,他亲自成立“玩的俱乐部”,亲自组织“踏青”与郊游活动。
1998年,他发表题为“休闲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一文,指出:“关于休闲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问题,我想从社会主义的立场上讲一个道理,搞社会主义为的是什么?说到底还不是为了全体社会成员生活过得愉快。我们提倡艰苦奋斗,但苦不是目的,苦是为了乐。现实的、可以使人们快乐的事,我们应该给予高度的重视,没有理由忽视。”
1999年,他参加了“西方休闲研究译丛”(第一套)的编委会工作,并亲自主持与云南人民出版社联袂召开的第一次编委会,在他的影响下成思危、龚育之均在百忙之中莅临。
1999年春,我随他去河北燕郊,在车中他与我谈到了休闲哲学问题。他问我,中外哲学史中是否有对休闲的论述?还问我,休闲在人类文化史中居于什么样的地位?是否有人做这方面的研究?他认为哲学是方法论和认识论,是学问的核心,同样适用于休闲研究。
2000年9月8日,他出席了中国首届休闲产业国际论坛,并在会上作了重要的讲话。他指出:“休闲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提高,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有些人只看到开展休闲业带来的经济利益,而不研究休闲本身,比如说,‘假日经济’,不多讲如何使人过好假日的生活,那么发展休闲产业的基础就不牢。”
2000年五一之后,他看到了旅游“井喷”的场面,在一次会议期间,他对我说,旅游问题是需要认真关注的,因为,旅游不仅具有经济性,而且具有文化性,还是现代生活中的一种休闲方式。他当即提出写“旅游词典”,许多条目就是在那次饭桌上边想边提出的。后来他又对条目框架做了多次修改。
2001年,他为广东一家企业题字:“玩是人生的根本需要之一,要玩得有文化,要有玩的文化,要研究玩的学术,掌握玩的技术,发展玩的艺术。”
2002年10月,他出席中国首届休闲与社会进步年会,并在会上呼吁人们要学会玩,玩中会蕴育许多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在他的影响下,时任国家旅游局局长的韩克华,科技部副部长韩德乾,外交部大使陈鲁直,国家外国专家局局长马俊如,中国软科学研究会副会长孔德涌,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文章,时任文化部教科司司长童明康等均出席了会议。
2003年初,在他的影响和关照下,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休闲研究中心。
2003年,时任世界休闲组织秘书长Dr.Gerald Konyon先生亲自到于老家中拜访了他。
2003年12月,他亲赴海南博鳌参加并主持了“首届中华麻将论坛暨公开赛”,并在会上指出:“把麻将用于赌博,乃人的问题,而非麻将之过。把赌博现象归罪于麻将,显然是人在逃避责任,是我们的智慧出了问题,是我们的创造力远远不够。值得人们很好地反思。”在他的建议下,成立了世界麻将组织,他担任了首届主席。
2004年3月,他出席“我国公众闲暇时间文化精神生活状况的调查”课题评审会议。在会上,他提出:闲暇时间,属于时间的范畴,在当代社会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时间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哲学问题、科技问题、艺术问题。
2004年6月,他出席“2004-中国:休闲与社会进步学生年会”,并作“休闲的理论与实践”的主题演讲。在他的感召力下,原宣传部部长朱厚泽,原全国政协秘书长朱训,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明瑜,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北京大学孙小礼教授,中央党校沈宝祥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何伟教授,中国文化研究所刘梦溪教授等出席会议。
2004年10月,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新著《论普遍有闲的社会》,收录了他自20世纪70年代末所发表的与休闲相关的论文与文章。
2005年1月,出席“‘中国学人休闲研究丛书’出版暨学术座谈会”,他在发言中指出:休闲是我们这个时代重大的社会问题之一,关乎构筑健康、科学、积极的生活方式,关乎全体国民素质的提高,关乎社会的和谐发展。 “闲”是最大最大的字眼,因为“闲”同“社会生产力”这个大字眼相联。既要重视有文化地“休闲”和“消遣”,使之对社会的进步起积极作用,又要注意克服消极的填充闲暇的方式。所以我们应多管“闲”事。这次会上,他向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提出召开一个“流行歌曲歌词的文化批评”的学术研讨会,他认为,流行歌曲的歌词很特别,值得研究文化的人关注。
2005年休闲年会以“休闲与城市”为主题在浙江江山市举行,他在书面发言中指出:建议在关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到生活方式的研究,尤其是现代社会中的生活方式应具有多方面的文化要素。
2005年8月16日,他为江苏教育出版社《闲暇教育》一书作序,其中写道:“我个人的经历说明,闲暇时间是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的第二课堂,而且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课堂,可以在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任何方面。学会珍惜,并有效、合理地利用闲暇时间,你就拥有多方面发展自己的能力,你就一定会有丰富而充实的人生。反之,利用不好,闲暇时间也会加害于你,轻则使你虚度人生、碌碌无为;重则使你误入歧途,害人害己。这就是“闲暇的辩证法”。
2006年5月,由他破题,我们共同完成了《休闲·游戏·麻将》一书,11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正式出版。他为这本书所写的序言有这样一段话:“闲暇时间多了,我们干什么?这是时代的大课题。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有很多深刻的论述,认为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一切节约都是时间的节约,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因而,利用时间问题是一个极其高级的问题。”
2006年底,在他的影响和努力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批准成立休闲哲学专业委员会。
2007年,他出席在密云召开的以“休闲与媒体”为主题的论坛时指出:“媒体如何关注休闲与休闲经济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特别是媒体如何帮助政府与老百姓认识休闲的价值,认识休闲在经济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认识由休闲生活的增多而引起的社会关系和产业结构的变革等。这些对于媒体来说既是新的课题、新的挑战,也是新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2007年,他为休闲年会题写书面发言,指出:“休闲研究在中国也有10多年的历史了,也出了很多的成果,涌现出了很多人才,开展了许多工作,已经具备了必要的条件。我想,我们应该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努力,特别是在形成和培育休闲研究中国学派上下功夫。”
2007年3月14日,他躺在病床上建议我主编一本有关“休闲研究”的杂志,最好是图文并茂,体现人文性、知识性、趣味性,文风和内容最好活泼一点、轻松一点、悠闲一点。除了必要的论文外,还可以开辟“域外采风”、“休闲趣事”、“风景线”、“幽默故事”等方面的栏目。出游游记、休闲生活、名人专访等等都可以反映进来。他还说:我可以帮你设计栏目,我帮你邀请一些人写他们的休闲生活。我和龚育之都是你先采访的对象……我知道现在的协会和研究院都缺少经费的支持,但是大家可以共同努力,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创办一个专业刊物,用来发表大家的成果。我现在的身体和精力虽然都不如以前好了,但是我还愿意为休闲研究刊物做工作。
2007年12月9日我到他家,他若有所思地对我说:“今天是‘一二·九’青年运动72周年,我特别忧虑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身体状况。这个群体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有热情,但压力也大,很多人不注意平日的体育锻炼。小马,你要关注这个现象。”
2008年,他在休闲年会的书面发言中指出:国计民生不仅要关心人民大众的疾苦问题,也包括关心他们的休闲生活问题。现在闲暇时间多了,我们干什么,怎么干?这是时代的大课题。
2008年8月,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于光远马惠娣十年对话:关于休闲学10个基本问题》一书,书稿完成后,他有几点想法,并在序言中写道:“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休闲在传承文化方面一定有独特的价值。我们确信中华民族的休闲理念有优于其他民族文化的特质在其中,需要认真梳理,不能因近现代以来休闲的没落而抛弃她。当然,对此既不可妄自菲薄,也不要妄自尊大。另外,我建议,向世界输出中国文化时,也应包括中国人的休闲智慧和休闲价值观以及由此创造的艺术形式。”
2009年8月,他为休闲年会题字:关注国计民生中的休闲,关注休闲中的人文关怀。
2009年10月,他以94岁的高龄出席了他人生最后的一次国际会议(国际休闲社会学研究委员会中期会议暨2009-中国休闲与社会进步学术年会),他亲自到会,并与全体代表合影。在会上他的的发言由秘书胡冀燕完成。发言指出:“我曾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职务,也长期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我以为,社会科学自诞生以来,就在不断地吸收各个学科门类的营养,形成了开放性、跨学科性、包容性等学科特点,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和创新它的研究方法。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国际社会学协会就成立了休闲研究委员会,不难看出社会学对新生事物敏感捕捉的能力,也不难看出休闲问题之于当今社会的重要意义。”
2010年,我每次去他的家里,他都会带我走向大厅中的书报柜前,翻两本杂志给我看。他告诉我说,听说XX杂志办不下去了,你到天津跑一跑,接下来把它办成《休闲专刊》,休闲研究需要一个园地。就在那一年,不知他说了多少次这件事。然而,我却没当回事,当然,也没有能力办这件事。现在想来,不仅对不住于老,也辜负了他的一片心意。至今,我的内心总是隐隐地痛。
2011年,由于身体原因,他未能亲自为休闲年会题写讲稿。征得他本人同意,选取了《休闲·游戏·麻将》一书“序”中的片段,作为会议的书面发言。这段话是这样的:“休闲的价值不言而喻,没有闲,人的自然成长都有问题。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强调休闲的,我特别欣赏《道德经》中的一句话:“多闻数穷,不若守中。”意思是说,人的心灵要保持清净,而不要旁骛太多,没了章法和智慧。因为,人一忙就容易乱,头脑不清醒;人一忙也容易烦,心情不能和平;人一忙就容易肤浅,不能研究问题,不能冷静认真思考;人一忙就容易只顾眼前,不能高瞻远瞩。”
2011年10月29日上午北京医院,我对他说:“休闲年会将在峨眉山召开,你去吗?”他摇摇头。“你想对参加会议的代表说点什么?”他又摇摇头。
2012年,他为休闲年会书写书面发言,指出:“休闲这一社会文化现象,以及休闲与社会进步的关系值得理论界、学术界、教育界以及政府部门认真研究、认真对待。”
近些年随着年龄增高,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坐轮椅、走天下”开始成为奢望,而他老人家却开始了“坐轮椅、走社区”,进而思索北京市民的休闲生活。考察了解平民的休闲生活,并希望理论联系实际,做具体的研究。每次去社区,他的观察都很仔细。他注意到一位梳长辫子的中年女性经常在这里打乒乓球。他嘱我找这位女同志了解一下,她是否下岗了?还有什么业余爱好?闲暇时间都怎么分配等等……”
休闲研究在中国的研究常常遭人指责。一些人认为这是对资产阶级生活情调的青睐,是自由化的回潮。即使在学界,也把休闲当成是对吃喝玩乐的眷顾。文化大革命遗留的意识形态时常利用多种场合向休闲研究发难。是他不惧冷言恶语,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依据,声张休闲研究的文化意义、时代意义与社会进步意义。这些都记录在《论普遍有闲的社会》一书中。
近一年,于老的听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渐差,一般情况下,主要通过小黑板进行交流。但是的他的思维非常清晰,记忆力也很好,比如,他跟我聊起他的妹夫早年在盐城新四军任政委,名叫施光华,小名叫荣涛……也记着我家的地址,曾在我家吃过饺子……
2012年初于老住进医院,2月10日上午我去看望他时,在小黑板上写下:“文化部批准成立中国休闲文化研究会,请您担任名誉理事长”,他看过微笑着。春节期间探望他,我在“小黑板”上写下一行字:“过年大家都忙疯了!”看过又笑了,问我:“为什么”……
2012年7月9日上午,北京医院。到病房时,于老正醒着。跟他打招呼时,他睁大眼睛、点点头。随后给他展示《于光远休闲思想文献回顾》小册子,他一直看着。我又在小黑板上写下“于光远休闲思想文献回顾”几个大字,他专注地看着。
2012年12月25日下午,北京医院。于老的精神不错,我在黑板上写下了“2012年休闲年会开得很好”,他仔细地看过,点了点头。我接着又写了“小非非已考取了美国康奈尔大学数学系,你高兴吧?”他仔细地看了一遍,似乎个别的地方没有看明白,就又看了看,而后点点头。
2013年7月5日下午4-5点,北京医院。是于老98岁生日,我给于老带来贺寿字幅,上面书写:“大壑空幽瘦松高洁,莽原弘阔碧水清扬”。当即粘贴在病房的墙壁上。
2013年8月22日下午4点至5点,北京医院。我取签证回来的路上,转道来看于老。于老安详地躺在病床上,看似在沉睡,呼吸均匀,体温正常,床边垂吊的尿液袋有少许尿液。护工小张贴着于老的耳朵大声说:“于老,马大姐来看你了。”没有什么反应,小张又试着喊了一遍,于老没有像往常一样,睁开眼睛、微笑一下。这是我与于老的最后一面!
他曾为自己写过“墓志铭”,自命是一个大玩学家,开玩笑地说:“我死后,在我的墓碑上可以写上这么几个字:‘大玩学家于光远与我们永别了。他走了,我们还是要玩。这正是于光远希望人们做的事情’。”
于光远将去拜会老朋友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将在香槟酒、爱情诗、高雅音乐的陪伴下继续讨论发展生产力、剩余价值、全面自由地发展人,也一定会继续讨论人、生活、休闲的问题。
在我与于光远交往的25年间,我认为,他是有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是力避空谈的哲学家,是具有超人魅力和影响力的社会活动家,是深知百年树人的教育家,是不从众、不跟风、不唯上、不唯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既懂自然科学、又懂人文科学的学问家,是独辟蹊径、文理兼备的文学家,是善于反思而自觉的儒将,是以“独立思考、只服从真理”为座右铭的知识分子,是没有官场意识的高级别政府官员。
值先生远行之际,拟绝句与恩师告别:秋寒叶落雁南飞,碧水长天鹤不归。苍翠青松山岩立,奇绝逸峰挂天垂。
另附:
王治国先生撰挽联:
“天赐奇才二科北斗铁笔留世寰;明德通玄八字箴言后学继君来。”
刘世定作诗:
“百载春秋,几多风雨,几多探求。忆故园烽火,少年赴义;文坛毁落,国土沉忧。理尚真诠,思崇独立,劫后深知事未休。重启蒙,欲百科兴盛,横纵自由。胸中固有壑丘,论学问何须弄权谋。且直行正道,无心蛇委;开怀世事,谈笑中流。万里行程,千篇著述,或短或长任评勾。绩长在,大时空视野,更见鸿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