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言
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通过大量的社会调查与观察，发现了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中，一面是产生大量“剩余价值”；另一面是这个过程中的“劳工异化”。由此他以毕生的心血对人、人的本质、人的存在、生活的目的做出了全面而深刻的思考，为人类留下了一个至深的哲学问题——人是什么？人应该是什么？人的未来将走向何处？科技在创造资本之时应该给人带来什么等问题。
一个半世纪过去了，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自己发明创造的步伐，人由一个普通物种，进化成智人；如今人已拥有神的力量，大有君临天下之势，可以统御一切地球上的生物，可以横行于一切人类可达之处——能上天入地，能改变基因，能创造新的物种，能用各种机械设备来武装生命……尤以“互联网”的发明与创造让这个地球变成扁平，每一个人能以“个体”的形式采取全球行动，个人被赋予了强大的力量。对此我们深信不疑。然而，科技时代是“馅饼”与“陷阱”共存的时代，对人性、对生活、对持续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新的哲学思考。
毋庸置疑，当代科技的各类成果正在全面浸润人的生活——不仅衣食住行，而且休闲生活、休闲行为都日益与各类科技创造发生联系。
电视的普及满足了人的娱乐和消遣，可以学习知识、了解即时新闻、观看文化演出、提升审美情趣……诸如伦敦、巴黎、米兰、纽约的时装周刚刚发布新款服饰，一周后，其他城市都设计出了几乎同样款式的衣服。
多功能手机，不仅有通讯功能，还可以娱乐、拍照、聊天、发微言、微信，在中国几乎人手一机、全天候享用。
小汽车的普及，便利了人们的出行，且无处不达，如今自驾游成为时尚，不仅走出国门，也跑向世界，踏遍世界任何一个角落。
互联网，将世界连成了一个“地球村”，Booking.com链接了200多个国家56万家酒店7万多个目的地，使旅游生活方式丰富、便利、容易、舒适。兴起于中国的“双十一光棍节”，2015年11月11日零点后的24小时内创造了912.17亿元人民币的交易额，有7.6亿个包裹被送往世界各地的消费者手中。
电视、手机、小汽车、互联网是当今科技创造与人的生活联系最密切的部分产品，休闲生活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取悦人心，人类似乎得益于这些创造。
今日的世界，科学技术正将我们带入拥有巨大财富和具有充分闲暇时间的“人间天堂”，“科学的奇迹看来是无穷无尽的，将上帝的选民带往牛奶和蜜糖之国的新摩西将不再是上帝而是科学。” 人们有理由相信，休闲与劳作融合的时代即将来临。
但是，中国有一句谚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不是吗——电视是止痛药、是孤独者的伴侣、是时间的窃贼。手机罪孽深重——它是全民正在吸食的“毒品”。小汽车既堵路，也堵心；不仅污染环境浪费资源，也让人放弃了行走的权利。互联网将人“一网打尽”新的枷锁中，看似自由的互联，实则进入新的牢笼。
时下有一种带着普遍性的看法，以为消费主义为人的自由提供了保障，丰富了人的自由时间。然而，人类的真正悲哀和堕落也许正是在于此。人们没有意识到消费主义具有的两个欺骗性：其一，它貌似给人提供一种普遍的幸福，甚至允诺人们都可以同样地进入消费主义的市场。然而，由于人的过分贪婪和欲壑难填，而陷入即使用金钱都难以挽回的精神“贫困”之中。其二，消费主义设立了一个虚假命题：一旦为消费者提供了消费的自由，那么就为他们解决了自由问题。但事实上，在这里自由被降格为消费主义，把自由时间等同于无度的消费，似乎人在消费中完成了自我实现。
当琳琅满目的物品把大众日常生活从传统的“悠然自得”的状态，引向无穷无尽的“消费自由”的享乐之时，不由自主地把人的自由纳入了“消费”制度设计之中。自由不再是需要精神付出的艰难行程，反而变成了由“消费”来加以组织的享受形式。
的确，人类拥有了连神都没有的力量，但是，人类对自己的目标感到茫然，人类向哪里走？如何走？为啥要这样走？同样茫然。“天下至险，莫此为甚”。
一百五十年过去了，科技的繁盛让人陶醉在不尽的“狂欢”中，而马克思对人之关切的问题被遮蔽得太深。
四个方面的问题正在凸显：
第一，当今，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最突出的标志是——人们将拥有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马克思说，利用时间是一个极其高级的问题，亦是人类认知自身的高级规律。那么，如何解读这“永久性的问题”和掌握这一“高级规律”？
第二，科学技术的进步赋予休闲以更深的内涵。一方面，科技将在越来越多的层面中替代人、解放人；另一方面，休闲作为文化经济现象日益凸显出来。休闲是否终结人类的劳作？如何避免人类被打入“地狱”，而顺利进入“天堂”？“天堂”与“地狱”各意味着什么？如何理解和践行马克思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人的思想？
第三，马克思曾说：“由于生产力提高一倍，以前需要使用100资本的地方，现在只需要使用50资本，于是就有50资本和相应的必要劳动游离出来；因此必须为游离出来的资本和劳动创造出一个在质上不同的新的生产部门，这个生产部门会满足并引起新的需要”。人们的新需求是什么？新消费又是什么？经济转型和产业转轨将为人与人的生活带来什么？
第四，如何认识休闲作为一个新的社会文化经济现象对人的日常生活结构、社会结构、以及人的行为方式和社会建制所产生的影响？如何认识以文化引导的作用和人文关怀的力量来推动社会的进步？休闲教育是否应成为公共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者的天职是思考，是质疑，是发现问题。作为学术研究，应当是未雨绸缪，从理论上预见问题的复杂性，预见影响人类生命与生活的各种社会变量的可控性与非可控性。这是我们连续十年出版《中国休闲研究报告》的初衷与旨归。
《中国休闲研究2015》共遴选了十六篇文章，不乏力作。
吴文新教授近20余年研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三十余遍，以文本叙述的方式，扎扎实实、原滋原味、令人信服地呈现了马克思的休闲思想。由此可见学者在艰难探查“金矿”历程中的忠诚、坚守与执着。
鲍金副教授作为年轻才俊，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充满敬畏，用一个朝气蓬勃的精神态度推演了马克思自由观何以可能的理论逻辑线索，可谓独辟蹊径，其新颖的研究思路与逻辑推理令人侧目。让我们见证了青年学者对学术前辈超越的步伐。
王宁教授从文化根源的视角探索“时间荒”，提出“要钱还是要闲”的命题。王宁教授对“钱”和“闲”有鞭辟入里的文化分析，指出了“时间荒”是陷入对他人的“追赶”与“超越”的生活节奏中，被“人为地”加快。他说需要一种新的“亲和力”。该文与2013年所写的文章“时间荒：制度设计的根源”形成姊妹篇。王宁教授学术造诣精深，著文工力有口皆碑，为之编者的荣耀。
李红雨教授思索了科技背景下的休闲困境问题，他告诫人们：“信息泛滥”和“永远在线”侵袭了人们的闲暇时光。由于科技创新的结果本身具有一定的不可知性，将会把人引向哪里，令他担忧。这不是杞人忧天，恰是学人的使命。
刘海春教授可谓“十年磨一剑”，对休闲教育有着系统与完备的研究。他认为：当代教育体系中缺失休闲教育是教育急功近利的一种表征，对人，尤其对青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弊大于利，也违背了国家育人要求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宗旨。他一面在教学中求索、实践休闲教育，一面不忘向社会大声疾呼，彰显了学者之本色。
杨耐的选题十分新颖，关注休闲空间中的个体心理空间问题，并从哲学和审美的角度，揭示了现代社会大众休闲在很多时候所扮演的不过是消解消费欲望的假象。指出：真正带有哲学或美学意义的心理空间是异常缺乏的。读来，耳目一新，启人心智。让人为青年学者内心的纯净与清醒而感动。
本刊在“特稿”栏目中，收录了马惠娣纪念第一届休闲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成思危的文章，详述了成思危与于光远、龚育之等人对奠基中国休闲研究所做出的贡献，也介绍了他的休闲研究见地、对学科建设提出的目标。成思危，作为开创中国休闲研究的奠基者之一将永存学术史册。
其他学者的文章也颇多精彩，或文献、或观点、或材料、或说理、或笔触都自成一家，引人入胜。编者不在这里一一点评，乃是交予读者细细品味、慢慢咀嚼。尤为几位年轻学者和研究生文章中处处闪烁的人文思想而感动。
然，最令编者兴奋的是，传入中国一百余年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梦”的背景下正掀开新篇章，让我们在唯物史观、剩余价值、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风暴曾经激荡过后，开始向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地带——摆脱“劳工异化”、“生活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境界进发。一个完整的、全面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这本书中的多篇文中迸发出绚烂的火花，相互辉映、相映成趣。也正是由此，让人不得不反思科技进步带给人类新的“异化”形式。我们也不得不大声呼唤休闲教育在这个时代的迫切性。
马惠娣
2015年12月24日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