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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儿童休闲教育的重要处所

——访马惠娣

采写/本刊记者孟娜

(见《儿童教育研究》2016年第8期)

 

马惠娣,中国艺术研究院休闲研究中心主任、特聘研究员,有20余年跨学科休闲研究的学术经历,亦多年呼吁对少年儿童的休闲教育。

每年八月,中小学生的暑假如期而至。越来越多的家长带孩子参团出行或者让孩子进入专业的课程班进行学业或技能的学习,希望孩子过充实、有收获的假期。其实,不仅是寒暑假,家长和孩子平时的休息时间也逐渐被各种外出、活动、课程挤占得“无比充实”,这种情况不禁让人反思:这种休闲状态真的有益于儿童和家庭的发展吗?为此,我刊采访了休闲研究专家马惠娣老师。

 

·“休”强调了人要顺应自然规律,“闲”是要安静、守序,并在某一技能或专长上有所精通

少年儿童研究:休闲在很多家长心中与休息、放假的含义基本等同,而休闲内容则可能是带孩子出去玩或社交,让孩子进行课外学习等。在您多年的研究中,您认为什么才是休闲?

马惠娣:从休闲的本义来讲,“休”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要求人能够顺应自然规律生活;对于孩子的成长而言,则是不违背孩子的本性和天性,更不能揠苗助长,否则欲速不达。“闲”的意义更为深远,寓意安静与守序;“闲”也与“娴”相通,指除工作技能外,培养自己某一项自己感兴趣的技艺与技能,或在专长上有所精通。父母需要领会休闲内在的文化意蕴,而不仅是以物质层面替代精神层面的耕耘。

 

少年儿童研究:您认为现在家庭的休闲生活状态如何?我国的休闲教育状况如何?

马惠娣:目前,我国的休闲教育甚至连萌芽状态都没有出现。这与多年来我们对文化传统的全面扬弃有直接关系。长期忽视休闲的人文价值,单纯地追求休闲消费创造的物质层面的一时发展,忽视对休闲者内在素养的提升,这种急功近利遮蔽了休闲教育的重要性。罗素曾说,能否聪明地用“闲”是对文明的最终考验。爱因斯坦也说,人的差异在于闲暇。可见自由时间和休闲的价值。

 

少年儿童研究:您认为休闲教育的目标是什么?

马惠娣:休闲教育的目标有四点:第一,培养休闲行为价值判断的能力;第二,选择和评估休闲活动的能力;第三,决定个体目标和休闲行为标准的能力;第四,合理运用闲暇时间的能力。休闲教育的要义在于引导人的合理、健康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消费方式,以遏制个体与社会的浮躁之风。

家长要对休闲教育有正确的理解,不是说给孩子花钱任性去玩就是好事,把握不好会扭曲孩子的人格。家长要把孩子在成长阶段的时间丰富起来,以玩耍作为主要的生活内容。在儿童阶段,行为能力、判断能力、价值选择能力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家长的理性培养,对闲暇时间的分配与利用尤其需要家长认真与持续的引导,不能把孩子的闲暇时间过多地推向电视、动漫和商业活动。

 

·当人们把休闲等同于吃喝玩乐时,实际是助推了商家以打着休闲为噱头的商业行为,颠覆了休闲的本义。

少年儿童研究:随着家庭经济实力的提升,很多家长希望为孩子提供更好、更专业的休闲业余活动,于是就给孩子报一些培训班或兴趣班。社会上适应家长需求也开发了很多课程,儿童休闲培训逐步产业化。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家长的这种做法是将部分休闲活动的责任推向了社会,是一种购买服务的行为。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马惠娣:孩子的生活正处于特殊的成长期,他们的生活内容主要以游戏为主,并在游戏过程中培养互爱、情感、兴趣、守规等品德,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西方人说,游戏、兴趣和工作是人生中不断思考、实践和创造的三大内在动力。于光远说“玩是人的第一部教科书”。这里孕育和发现孩子们的天然能力。因此,休闲生活的内容对他们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现在很多家庭与学校的责任,甚至社会责任被转嫁给了商业机构,但商业机构大多出于经济利益,家长过度借力于商业机构的培训力量,在某种程度上会害孩子,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都可能被商业绑架。

 

       少年儿童研究:很多家长认为只要自己有能力,就要让孩子在课余时间享受能力水平范围内最好的教育待遇。

马惠娣:这是家长走入了消费自由的误区。人们的购买能力增强的同时,也把大众日常生活从传统的“悠然自得”引向无穷无尽的“消费自由”,也就是把人的自由纳入了“消费”制度的体系中。自由不再是需要精神的艰难付出,“自由”变成了由“消费”来加以组织的享受形式。“自由”在现实中成为必须依赖“消费”才能得以存在的过程。

消费主义有两个欺骗性。其一,它貌似允诺人们进入课余消费的商店的同时,同样被允诺将得到幸福;其二,消费主义设立了一个虚假命题:消费者进行消费是自由的,那么你就是自由的。因此,自由事实上沦落为消费主义,自由时间就是不尽地消费,人们在消费中完成自我实现。当人们把休闲等同于吃喝玩乐时,实际是助推了商家以打着休闲为噱头的商业行为,颠覆了休闲的本义。

 

少年儿童研究:这的确是对家长的一个警示。

马惠娣:著名的制度经济学和休闲学奠基者索尔斯坦·凡勃伦先生,当年在观察有闲阶层的休闲行为时,发现“有闲”生活采取一种“非物质”的方式,即以“准学术”或“准艺术”的方式进行,会是高级的、有价值的,它能满足人的精神上、审美上、文化上的需求。他还注意到,这样的有闲生活不仅可以提高人的教养、社会的文明程度,还可以将人导向自律和高尚。1899年《有闲阶级论》出版后,全美国逐渐形成了鄙视“炫耀性消费”的风气,为健康的文化资本大厦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更多的人走向志愿者活动、捐助活动、慈善事业、教育事业、社会服务等。

 

在中国,人们对此认识还相当肤浅,更多时候只看到以“商品”形式为载体的金钱资本,忽略了以人的精神和社会体制等形式存在的文化资本,尤其忽略了文化传播者、文化事业开拓者以及文化精英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良知在其中的作用。

 

·文化资本是一个人的精神家园,重视休闲教育,实际上就是积累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资本,是对人的内在力量的投资。

少年儿童研究:也有一些家长对休闲教育感到为难,认为这是需要相对雄厚的家庭实力才能办到的事情。

马惠娣:这就需要与家长剖析什么是文化资本。文化资本通常以三种形式存在:第一,具体的状态,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诸如价值观、社会风气、家风、良好的举止等;第二,客观的状态,以文化产品的形式,如,图片、书籍、辞典、工具、机器等,这些产品是理论留下的痕迹或理论的具体体现;第三,体制的状态,这是一种客观化的形式。文化资本的积累往往是处于具体的状态与过程中,即我们称之为文化、教育、修养的形式。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把早期家庭教育投资、时间看作衡量文化资本最有效的途径。在他看来,教育与教养是最大的文化资本,对闲暇时间的利用至关重要。一个社会仅有金钱资本而没有文化资本,就如同折翼的鸟,很难飞得高远。

 

少年儿童研究:休闲教育与家庭文化资本是什么关系?

马惠娣:文化资本是一个人的精神家园,需要从小培养,为他日后的“成为人”和“社会化”奠定坚实的基础。物质代替不了精神,金钱不等于文化和教养。但我们现在的问题比较大,商业化侵染了整个社会,物质虽繁荣但精神家园近乎荒芜。在此环境下,教育也很快与产业相联系,家长把孩子的闲暇时间管理权交由他人代理,使教育的两项使命——人格独立和责任担当变得无足轻重。

休闲是生活实践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家庭、教育、科学、宗教、艺术都发生着干丝万缕的联系。重视休闲教育,实际上就是积累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资本,是对人的内在力量的投资。

 

·当下国人对休闲中的“寒”和“贵”的理解过于偏狭

少年儿童研究:现在有一个言论:寒门再难出贵子。其中有这样一个认识:在现今社会环境中,儿童是否能成才,家庭所在的阶层、具备的经济实力以及家庭文化资本至关重要。雄厚的家庭实力不仅能够为孩子提供更好的学业保障,也让孩子在学习之余,能够接触到更高层次及水平的休闲活动,培养孩子多方面素养。但实际生活中,相较于为数较少的中高收入家庭,更多家庭属于普通工薪阶层,似乎无法摆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也难以逾越社会阶层的鸿沟。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马惠娣:首先我们要清楚什么是“贵”。“贵”在当下被异化:大富大贵意味着有权有钱,光宗耀祖。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挫折、历练才是人生的“大贵”,没有挫折历练的人生是一种缺憾,很难在成长的征程中千锤百炼。

“寒门”是什么?当下人们对“寒”的理解过于偏狭,以为“寒”就是穷,就是卑微。很多家庭认为没有钱或祖辈的遗荫,就不能达到“贵”。如果陷入到这种扭曲的思考逻辑里,寒门真的就难有贵子。其实,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修身标准不是只对某一阶层的人提出的,这是所有中国人都需要恪守的准则,能坚持做到这些的家庭必定能养育出“天降大任”而能担责者。中国史上这样的“寒门贵子”不胜枚举。我希望,社会和家长不要深陷“寒门”与“贵子”偏狭的逻辑思维中,而是注重孩童们成长环境中的人格培养。近现代以来,仁人志士意识到“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对此,我们必须重温,并且笃行。

 

少年儿童研究:您认为家庭应该以何种思路优化休闲活动,以助力儿童成长?

马惠娣:知识确实能够提高生存技能,但知识只是人类智慧的一部分,除去智商、情商,还应培养孩子承受失败和挫折的能力、良好的人格、君子风度。仅谈金钱资本、人脉资本是为孩童成长路上设下的陷阱。人格独立和责任担当是养育之本。家长应尽早放手,让孩子接受生活的磨练,学会自立于家庭与社会。这也许是一种更深沉而负责任的爱。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交易成本理论提出者罗纳德•科斯在总结中国经济十条中讲到了中国计划生育的后果,认为独生子女虽然在时空中少了三亿人口,但带来的问题绝不是这三亿人口的负担所能弥补的——对此,应有足够的认识。尤其“八零后、九零后”的家长后应当意识到自己孩子的社群活动在减少,家庭与家庭之间的联系又呈现分层与固化等特点,不同性质的家庭之间的交流日渐减少,这或许给孩子的成长带来更多的孤独感,因此让孩子参与多元化的休闲活动或许可以弥合这一鸿沟。

西方人创立的“童子军”活动,向青少年提供适合他们成长的生理、心理和精神等方面的历练,旨在培养出有良好素养的公民,即使在未来他们不是社会栋梁,也是社会需要的专门人才。

 

·家庭可以提供丰富的休闲教育资源

少年儿童研究:您认为良好的家庭休闲生活需要具备哪些要素?

马惠娣:我认为休闲生活有三趣:好书,好师,好友。家庭在这三个方面都能提供很好的资源。每个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都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的玩耍行为都是第一本教科书。家长应以阅读进行休闲活动引导,以俭朴、简约的方式让孩子参与富有情趣和既动手又动脑的休闲活动,不仅培养他们日后的情趣和“一技之长”,还可以丰富他们的心灵和精神境界。

在西方,社区和宗教场所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在欧美国家考察时注意到,几乎每个社区或教堂都有供孩子们活动的场所,有专属孩子玩耍的空间与设施,并且组织各种类型的文体娱乐活动。即使像克罗地亚、塞尔维亚这样不发达的国家也十分注重儿童游乐设施的建设,尽管简朴,比如仅有跷跷板、沙坑、单杠、秋千等等,孩子们仍然玩得很尽兴。我同样注意到,活动场所为了避免孩子们活动中不受伤,地面上铺满木屑或弹力胶。但我国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包括北京这样各种资源十分集中的都市都忽略了儿童游乐场的建设。这是十分让人遗憾的地方。有国外科学家的实验证明,并不是玩具越多越好,玩具少了反而更能激发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像我们这代人过去的玩具都是自己“鼓捣”出来的。那时,有几个家庭能给孩子买玩具!但是“小人书”很多,图文并茂,故事生动,短小精悍,物美价廉,且寓意深刻。至今还记得“卖火柴的小女孩”、“舒丽雅的故事”、“农夫与蛇”、“东郭先生”、“哪吒闹海”、“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乌鸦与狐狸”……太多了,寓教于乐。那是人之初的“真善美”教育。

 

少年儿童研究:其实让孩子参与到家庭生活中,成为一个“生活家”,也是一种休闲。

马惠娣:马克思说过,生活是一切历史的起点。让孩子参与到生活中,并在生活中扮演各种角色,会让孩子受益良多。我曾经看到过一本美国的科普书,比如,其中有用图片形式为孩子讲述自行车的各个零件的功能以及组装过程,以此启发孩子们的创新能力。我们是自行车大国,但是很少把这种身边的普通事物以专业普及的方式介绍给孩子。再比如说外出游玩,孩子要跟家长学会如何准备急救包、充气筒、食物、汽车维护的工具、雨具甚至小冰箱等,面对火情等突发状况如何报警等常识,如何用木料做出玩具和生活小用品等等,每一个参与到正常生活的过程都是好的休闲教育。我有一个朋友用摄影的方式带领女儿观察一片树叶的成长,数年如一日。如今女儿已经成为小博物家。这种休闲生活几乎不需要成本,但效果很好。经济实力雄厚的家庭,可以带领孩子参与各种公益活动,去了解、慰藉更多的人,丰盈自己的精神生活。休闲活动应该具体而有爱,让孩子的生活不至过于抽象。孩子通过爱自己、爱父母、爱身边的人和小动物、爱普通寻常的生活,长大后才能将爱延伸到他人、社会与国家。博爱也是生存的第一需要。

 

少年儿童研究:您对“静”有一种独特的理解和赞叹,这是为什么?

马惠娣:“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是古训。事实上,静的力量十分博大——不仅静以修身,而且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尤其当代社会十分浮躁,急需静的力量。静不是不动,而是以静制动。让身心都处于质朴、纯真、随意的状态中,才会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培养孩子安静和独处的能力,与就让孩子看电视或者电子产品有天壤之别。在那些成人化的节目前,孩子的身体是静止的,但他的内心不安静,家长要特别注意这一点,不能把所有的休闲时间和休闲方式都“托付”给电脑和手机。

少年儿童研究:感谢您的详尽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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