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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改革开放一路走来

追忆于光远奠基中国休闲学的日子

文/人民政协报记者 纪娟丽

2018-07-27 期10版

 

纪念改革开放40年,于光远是一个不得不提的名字。

40年前,于光远参与起草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此报告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幕。

2013年,98岁的于光远去世,他曾希望在悼词写上:“大玩学家于光远与我们永别了。他走了,我们还是要玩。这正是于光远希望人们做的事情。”

一面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与见证人,一面是始终关切人们生活方式的中国休闲学奠基者,人们不知道的是,于光远的这两面,其实都与改革开放息息相关。

改革开放40年,也是中国休闲学从无到有的40年。本期独家专访中国休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马惠娣,走近其恩师于光远为中国休闲学奠基的日子。

◎改革开放初期,于老已关注生活方式问题

关于40年前那段永远载入史册的日子,马惠娣不仅从文献中,而且从长期与恩师的接触中,深情地回忆了于光远作为一个思想家为中国改革开放和奠基中国休闲学所做的努力。

一封曾被于光远珍藏的邓小平手稿,用铅笔写在16开白纸上的3页近500字,正是改革开放宣言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的提纲。当人们的目光聚焦于此时,马惠娣惊异地发现,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有三段关于“生活方式”的论述。

“经济体制的改革,不仅会引起人们经济生活的重大变化,而且会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的重大变化”……

“在创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同时,要努力在全社会形成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要求的,文明的、健康的、科学的生活方式,摒弃那些落后的、愚昧的、腐朽的东西”……

“这样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物质文明建设的巨大力量。”

依马惠娣推测,这份文件中对“生活方式”的表述来自于光远。之所以这样推测,来自于她查阅这一时期的学术文献时的发现,那时,于光远的很多文章和社会考察,均涉及生活方式问题。

20世纪80年代初期,于光远提出:“抓生活、促生产”,这是对当时长期统治人的“抓革命、促生产”观念的颠覆,他在多家报刊上发表文章:

“我们应该研究人民群众的消费、生活和生活方式问题,使人民群众在现有经济条件下生活得更美好、幸福和健康……一方面帮助群众树立正确的生活方式,包括审美观点,让他们自己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通过生产和消费正确结合的办法来指导消费。”

“现代人,应该具有很高的文化素质……离开了这些文化要素,也就没有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与现代生产力发展和进步要求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增强生活中美的文化要素,一要增加和提高客体中美的要素;一是提高接受美的主体的审美情趣和能力。”

分析于光远对人们生活方式关切的原因,马惠娣说,于老全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的情怀,性情中充满了浪漫主义,比如艰苦的战争年代,在延安窑洞的油灯下,翻译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劳累的时候,他以翻译马克思写给燕妮的爱情诗作为消遣的方式。在改革开放初期,于光远多次赴国外访问考察,国外旅游业、博物馆业的发展给他很多启示。例如,1983年5月,他从西班牙访问回国后,曾写过题为“要在对旅游者生活方式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发展旅游业”的文章,呼吁要重视对旅游者生活方式的研究。那个时候他就指出:旅游,不仅是具有经济属性的文化事业,也是具有文化属性的经济产业。

◎奠定中国休闲学基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如何建立与现代生产力发展和进步要求相适应的生活方式?一直是于光远十分关注的问题。

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期,于光远开始写大量的文章,谈生活方式、旅游文化、酒文化、餐饮文化、花卉文化、度假文化等与生活情趣相关的话题。

20世纪80年代,于光远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任职,他建议中国各驻外使馆的研究室了解驻在国国家机构设置情况,以供我国机构改革参考。随后,他在材料中发现———法国内阁中有一个“业余部”。

“于老说,法国政府对业余时间问题的重视,说明了闲暇的价值。马克思说:人们有了充裕的休闲时间,就等于享有了充分发挥自己一切爱好、兴趣、才能、力量的广阔空间,有了为‘思想’提供自由驰骋的天地。在这个自由的天地里,人们可以不再为谋取生活资料而奔波操劳,个人才在艺术、科学等方面获得发展,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马惠娣说,于老对闲暇的思考,不久体现了其巨大价值。

对于中国休闲学研究来说,1995年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

那一年5月,我国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在与国外交流中发现,当时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已经实行了五天工作制,与短工时相对应的是这些国家生产的高效率与低能耗,以及科学、教育、旅游等第三产业的大发展。

制度一经出台,于光远就敏锐地意识到“休闲”将作为一个新的社会文化现象凸显于人的生活中,在他看来,休闲,不仅是一个生活表象、生活内容,本质上是如何让人自由全面地发展,其中孕育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规律。两个月之后,在他的牵头下,中国首个“休闲文化研究小组”成立,马惠娣正是这个小组的首批成员之一。

“那一年,于老已整整80周岁。但他思想敏锐,对新生事物不仅有捕捉的能力,而且充满激情和热情。”马惠娣回忆说,小组定期聚会,对休闲理论、人们的生活方式、休闲现象进行讨论。在一次会议上,于老还提议,由她主持一个哲学咖啡屋,希望中国的学人像巴黎人那样坐在巴黎左岸,喝咖啡谈哲学、科学、艺术,相互碰撞思想火花。“不难看出于老人心中的浪漫,思想中的人文精神。”

休闲研究不能仅限在小圈子里,得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参与,2002年10月,中国首届“休闲与社会进步论坛”举行,作为中国休闲学界的一面旗帜,于光远出席并发言。至今,中国休闲与社会进步年会仍是中国休闲学界的权威会议,每年举办一次。

◎休闲研究服务国计民生

回首跟随于光远从事休闲研究的历程,马惠娣百感交集。

“中国休闲学研究从无到有,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作为中国开放政策的重要参与者,在促进国家经济建设的同时,关注到人们的生活方式,正是于老的过人之处。”马惠娣说,他总是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是一个思想敏锐的理论家。

1996年底的一幕让马惠娣至今记忆犹新。那一年,中国软科学学会年会上,她有一个大会发言,题目是:休闲,人类美丽的精神家园。没想到的是,等待她的,是一个个质疑的目光,甚至是愤怒的声音。

“你这是倡导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你知道中国还有9亿农民吗?”

……

当时,刚开始接触休闲学研究的马惠娣“有点傻了”。“可以想象,在更早时期,于老提出生活方式问题时遇到的阻力,但他始终不惧冷言冷语,坚定地表示,社会主义建设,包括社会主义生产及其他活动,都是为了改善劳动者的生活。”

1996年,于光远发表题为《论普遍有闲的社会》长文,深刻地指出:“争取有闲是生产的根本目的之一。闲暇时间的长短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同步的。从现在看将来,如果闲的时间能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增加,闲的地位还可以进一步提高。这是未来社会高速发展的必然规律。”还说:“休闲是带有规律性和生活本质的社会现象。”因此,“休闲研究,既是哲学的实践,又是实践的哲学。”

在休闲生活中,于光远看到人们将休闲简单地等同于消费的问题,因而忧心消费将引起的伦理问题,比如过度的商业化、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污染等。多次引用马克思的文献,说明消费价值在于“生产出生产者的素质”。

于光远的学术思想来源于他对社会的关切,他经常坐轮椅,走社区,做深入的社会调查。于老的观察很仔细,指着一位正在打乒乓球梳长辫子的女同志说,“她常在这里打乒乓球,具体情况怎样,是否下岗,还是或退休?平日的闲暇时间如何分配?小马,可以做做个案调查。”2000年前后,他发现,打麻将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当时社会上甚至流传这样一句话,“十亿人民九亿麻,还有一亿在观察”。可见参与人数之多,而各地游戏规则却不太一样,有些地方,麻将还成为赌博工具,颇受诟病。

关注到此情况,于光远找到国家体育总局。2003年12月,他参加并主持了“首届中华麻将论坛暨公开赛”,并在会上指出:把麻将用于赌博,乃人的问题,而非麻将之过。在他的建议下,世界麻将组织成立,他担任了首届主席。

“就麻将这个游戏,于老曾经问过我,‘小马,你知道博弈论是怎么发明出来的?”于老告诉马惠娣,博弈论原理来源于扑克牌游戏,他希望中国人在麻将游戏中有科学上或数学上的发现。2000年初,他就建议在中关村成立“国家游戏研究院”。

脚步所及,视野之内,于光远关注的休闲现象还有很多。例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他关注到衣服不仅作为遮体的工具,还承载着人们对气质、美以及个性的追求。“于老的关注点非常细,也特别贴近人们的生活。”

于光远深入基层、善于观察、勤于思考的精神,治学的热情与激情也深深影响着马惠娣。上世纪90年代,马惠娣成为早期的互联网用户,为自己的学术打开了一个新视界,同时也为中国与西方的学术交流搭设了桥梁。1998年,她访问美国时,带回了数本美国学者的著作。在于光远的支持下,这些著作变成了“西方休闲研究译丛”(第一套),填补了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空白。这套“译丛”2000年面世,不久便售罄,后来又加印第二版,对中国休闲学与世界的对话产生积极影响。

40年,我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生活方式的极大转变,庆幸的是,在于光远的带领下,我国休闲学研究伴随着改革开放,步履坚定地一步步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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