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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自产食蔬”更应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人民政协报 记者 纪娟丽 文

 

民以食为天。在这场全世界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中,抢购食品一度成为人们的一种应激行为。同时,疫情还加速了“自产食蔬”走进都市生活。

“过去,我研究自产食蔬是将其作为都市休闲生活方式之一。此次疫情让我注意到,自产食蔬对于确保自家的粮食安全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中国艺术研究院休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自产食蔬与日常生活环境伦理”中方课题组负责人马惠娣说。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马惠娣在海量的新闻信息中发现,疫情的蔓延,坚定了城市居民在自己家里种植水果和蔬菜的意愿,从而为城市农业提供一种潜在而持久的活动。

泰国曼谷有亚洲最大城市屋顶农场的景观设计,推动城市反思土地利用方式,改善粮食安全,减少气候变化。亚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新加坡,约有90%以上的食物依靠进口。如今“垂直农场”和“屋顶农场”在内的城市农业正变得热门起来。

疫情期间的英国,“采摘果蔬”正在成为一门新职业。因为,受疫情影响,雇佣海外劳动力极度困难。没人及时采摘,成熟的果蔬就会烂到地里。据英国种植业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英国农场大约需要7万名工人。所以,英国社会已呼吁娱乐、酒店、旅游业从业者填补这些空缺。也呼吁组建当代的“地面军”,防止数以百万计的果蔬被浪费。在这方面,英国有历史传统。“二战”爆发前夕,英国政府曾于1939年6月组建“女子地面军”,招募数万英国女性赴农场协助粮食生产。这个历史经验如今再次被汲取。

而比利时人,此时“爱上了养鸡”,起初,人们担心出现食物短缺,买母鸡回去下蛋。可是现在人们不能出去度假,不妨弄个鸡舍有事干。因此,比利时各地出现了一波养鸡热。

……

不仅在国外,自产食蔬也让我国都市人在疫情期间实现自给自足。去年,由于课题研究的需要,马惠娣曾到京郊顺义和昌平采访自产食蔬。疫情期间,昌平的刘女士告诉她:“我们虽然进不了城,但依然可以吃到新鲜的蔬菜。”顺义的方女士也表示:“疫情期间,理解了这小片土地的重要性。”

这让马惠娣想起了此前在捷克布拉格著名的“城市花园种植园”访问的经历。当地在花园种植蔬菜的都市人告诉她,“自产食蔬可备不时之需。”当时,一心以都市休闲作为自产食蔬研究方向的她听到这句话时,还有点“意料之外”。

马惠娣告诉记者,“自产食蔬”(Home Grown Food),也称“自留地自种自产自食”,是人类农耕文明社会的一种文化遗产,是生活方式中的一种生产类性,是人类确保在各种艰难条件下维系生存的生活智慧。不仅如此,“自产食蔬”也讲述了人类文明进步中土地与生活的历史逻辑,讲述了人与自然关系和谐是万物互助的一种友好行为,当然,也是大自然为抚育人类生存与生长之需给予的馈赠。

在近十余年有关“自产食蔬”国际合作的调查研究中,数据让马惠娣认识到,“自产食蔬”这种生活方式从来没有离开人们的生活。只不过在当代,它的耕植形式与地域方位发生了变化。据英国和捷克学者的调查显示,在捷克、匈牙利、波兰、克罗地亚等国家中约有60%的城乡住户都开辟了“自产食蔬”园地,其中“防不时之需”仍是许多家庭的心理动机。在中国刚刚完成的“自产食蔬”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在中国农村绝大多数家庭仍延续了“房前屋后种植”的传统。在城市,许多家庭仍以各种形式寻找条件耕植“自产食蔬”,最初的主要动机是能保证吃到“绿色食品”“亲近自然”“享受闲暇时光”。在超大城市中,比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城里人几乎无地可种,但许多人家会利用阳台、屋顶种植蔬果;还有一些家庭租用郊区农民土地去耕植时令蔬菜。

疫情期间,去年被采访过的王女士主动给马惠娣打来电话,告知她“春分”时节自己就从城里赶到了在昌平租赁的土地上开始种植。她说,她很享受与大地在一起的乐趣。“我觉得是做了我从内心喜欢做的事,而且有意义,生活很充实。同时体会到食蔬的种植很辛苦,不容易。可是与大地在一起的人很在意每个节气的到来,这让我感受到大地是值得尊敬的。”

 “据调查所知,在欧美国家,‘自产食蔬’被涵盖在城市农业中;在中国‘房前屋后种植菜园或果园’,现在被涵盖在休闲农业中。”马惠娣说:“而这次疫情让大家形成了一个新的共识——‘自产食蔬’对于自家的粮食安全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马惠娣表示,一般情况下,“自产食蔬”不仅具有“自给自足”的角色与使命担当,而且对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对美化生活,对闲暇时间利用,对人的身心健康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尤以疫情蔓延时期,其意义更是非凡,有“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后疫情时代,需要思考“自产食蔬”在当代社会存在的合理性、现实性,以及它的战略性。她认为,规划与布局一种能够在长期“不稳定”“不确定”为常态的社会背景下,建构有弹性与韧性的“食物自给”模式,对个体、家庭、国家都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刊载于《人民政协报》2020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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