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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规和非正规食物经济的知识交叉点在哪里？

——“自产食蔬”国际合作项目第二讲纪要

2020年12月17日整理

马惠娣

“自产食蔬”国际合作项目网络会议第二讲于12月16日北京时间21:30分开讲。主题：“知识生产轴心外：西方学界视野内的东欧非正式食品的实践与理论探索”，由布拉格捷克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皮特·杰立卡（Petr Jehlička）博士主讲。

皮特·杰立卡的演讲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他与他的团队在近些年对欧洲国家（主要是东欧）“自产食蔬”这一社会现象的调查，数据显示出，东欧国家有近50%的家庭具有这种生产行为。第二部分，基于东欧的这个现象，皮特试图从知识建构的视角质疑欧洲学者对这一现象具有“知识边缘化”（the marginalization of knowledge）的倾向，或者说忽略了这一问题。 他试图将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基于非正式的、日常的、非市场化的经济行为，考虑提出与市场为基础的可持续消费形式相适应的概念系统，并启动伦理关怀下的消费行为。在皮特看来西方学术界对这一研究归类为区域范畴，为西方理论只提供了细节经验。他认为，造成这一现象有四个原因：其中之一是东欧被排除在欧洲人之外，东欧人只是被动地学习西方（其他三个原因未记下来）。第三部分是结论：皮特认为，应当建构一个在城乡时空范围内的新知识体系。通过对东欧非正式食品的实践研究，解构西方知识背景中对东欧非正式食物实践的“解读”，寻找到“正规和非正规食物经济作为交叉点”。

接下来的提问和讨论环节相当活跃，知识点也多元，当然也有质疑之声。提问者的学科背景显然与之前的更多元和多样。

有的问题相当深奥，比如，有人问：“把城乡作为二元分开有必要吗？发生在城市住宅的知识生产为什么要出现在乡村语境中”。有人问“为什么要在城乡建构这样的知识体系？重点应当是知识在研究中如何被运用。”有人说“这个问题应该回到美国人类学的经典研究中。”有人说“将科奈（Kornai）的学术当作经济学来解读具有片面性。”有人说“自产食蔬是对稀缺理论的挑衅和对抗”。有人问“自产食蔬是否会诞生代理公司、生态代理人，以及劳作者的代理”。有人说“可持续理论应当注重结果，而不是意向性的可持续”。有人说“土地稀缺，有多重规范的约束。”

当然也有人意识到“自产食蔬”在自然教育、健身，以及社区凝聚力等方面有独到的作用；而且应当成为“粮食战略”的一部分。

大家对皮特的演讲内容表现出了高度的兴趣，讨论气氛的浓烈，启发了不同专业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思索，这些都十分难能可贵。有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南亚等国51位参加者。

笔者的问题是：疫情期间布拉格的“科维德城市种植”¹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对疫情期间的食物短缺是否有改善？人们依然有互助行为吗？但是，皮特没有准备，嘱我稍后回复于我。

我个人以为，首先我对皮特的“知识建构”的思路缺乏应有的知识，在很多方面听起来发生“困难”。其次，我对此设想也同样有质疑，说明我的脑洞没打开；在我参与“自产食蔬”后有七方面的理论预设，包括：社会哲学、人文地理、天人关系、食物伦理、城乡文化互补性、现代性局限等，显然，与皮特的理论没有交集在一起。总体上感觉皮特的理论限于传统政治经济学，以及受东欧前社会主义理论影响较深。不过大家热烈的讨论还是给了我许多启发。

皮特·杰立卡毕业于剑桥大学政治地理专业，从事该项目研究有15年以上的历史。他曾长期在英国开放大学执教，2020年8月回到捷克。目前正在主持：“悄然的可持续发展空间：自我供给与共享”的研究项目。

特别说明的是，由于本人英文水平和专业背景的限制，内中理解恐怕有误，仅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