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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伦理：由思辨到具象

——读《实践哲学语境下的生态伦理研究》有感

马惠娣

（2022年2月6日）

早在1991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报告，其中九项原则之首就是：“人类现在和将来都有义务关心他人和其他生命。这是一项道德原则。”将生态问题上升到道德伦理的范畴，引发了有识之士深切的关注。在“百度百科”搜索“生态伦理”或“生态伦理学”有多达数千万条的各个学科门类的研究成果，表明了这一问题受到重视的程度。

稍显遗憾的是，绝大多数的文章囿于“知识系统”或“功利系统”的引介和综述，尚缺少将生态道德原则转化为行动的具体思想逻辑和建构生态修复的技术路线，也缺少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对这项“道德原则”在实践中的判别标准。

近读安徽大学哲学系于川博士出版于2019年的学术专著《实践哲学语境下的生态伦理研究》一书，却有了意外的收获。他将实践哲学的研究对象“具象化”，且聚焦于“农业作为人类生存行为来解读”，建构一种新的实践哲学观。该书以保罗·汤普森(Paul B .Thompson ) 的农业哲学思想为基础，试图从人类的农业活动中概括、抽象出某些环境哲学与技术哲学层面的思想，贯穿了从具体到一般的哲学逻辑。将农业活动作为人类生存行为来研究，以此作为生态伦理逻辑框架的起点。这是这本书的亮点和此前难得一见的学术思想。

中国学者对保罗·汤普森了解似乎不是很多，说明我们对生态伦理研究的“微观”（结构）问题关注得还不够。事实上，汤普森是对技术伦理和农业与食物伦理研究最早的哲学家之一，并在农业技术科学伦理和农业与食物哲学的教学和研究中建树颇多。他是密歇根州立大学农业食品与社区伦理学教席，在美国国家和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委员会任职，是美国哲学和技术学会以及农业、食品和人类价值观学会的前任主席等等，代表著有The spirit of the Soil  The agrarian Vision 。

在汤普森看来，一直以来，人类始终在追问：我们从食物系统演化中得到了什么，我们希望得到什么？然而，人类自身对食物系统的思考能力却日趋退化。农业是人类实践的基础，可是人们通常认为农业仅仅是工业经济结构中的一个部门，这样的认知习惯将农业理解为是游离于自然界之外，而不是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地，农业与食物也游离出生态伦理的视野，并且张扬了人类对待自然界的一种执拗欲望，那就是增加农业生产效率。（见该书汤普森的“序”）而这种效率在满足人类欲望的同时，人类社会不得不“接受”全球气候变化加剧、生物多样性消失、新冠疫情袭击等等现实问题的挑战，使生态伦理这一话题变得格外重要与艰巨；另外，也因为自然报复、生态治理、技术介入与人的欲求之间的关系而变得更为复杂。于川博士决心在这个基础上有理论突破。

自工业时代以来，农业，伴随人类农业技艺的发展在不断地改变着农业形态和人类生存行为，人类看似以强大的作用力将农业独立于自然系统，但其结果是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遭到全面伤害。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出版的《寂静的春天》，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因过度使用化学药品和肥料而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最终给自然带来不堪重负的灾难。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曾公告一个事实，认为畜牧业和乳酪农业对全球暖化的影响，比全世界所有交通工具排放的温室气体的影响还大。如：每头牛一年排放的二氧化碳，相当于一辆汽车行驶7万公里的排放量。“农业的碳排总量，基本上是来自畜牧业产品，畜牧产品占了农业碳排总量的80%，这相当于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18%”。关注农业与食物成为当今生态伦理最迫切的问题。

的确，农业与食物是人类与生态关系最直接的链接核心，将它们嵌入实践哲学语境中，将让刻板而抽象的生态问题研究变得现实、具象、并与每个人的道德伦理、日常生活都发生了关联。这也许是实践哲学参与进来独有的魅力与作用。当然，也彰显了作者的独到眼界。哲学固然需要形而上学、心灵、认知等系统的演绎，但是离开实践哲学，生态伦理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根基，哲学也有隔靴搔痒之嫌。实践哲学的倾向可使科技哲学的研究，既来自抽象理论层面的演绎，也来自观照和解决社会现实的理性与智慧，从一个侧面表达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哲学关联，以及科学技术与伦理实践的联结。”（见“绪论”）

农业与食物作为生态伦理的研究对象，需要哲学家跳脱出个人心灵和认知的习惯轨迹，而去关注社会实践中生态伦理所传递的个体性、具体性、真实性、历史性、现实性中的问题，尤其在科技作为时代霸主的“人类世”时期，需要清晰的思想逻辑和对相互作用系统（整体性问题）的正确理解。荷兰学者米歇尔·科尔萨斯曾质疑：“食物问题被哲学忽略了太长的时间，因为哲学思考人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食物和哲学相互关联，如同身体与自然一样。这对哲学家而言，这是一个严重的疏忽和盲点。”说到底，我们忽视了生活与人性中最基本、最熟悉，却最视而不见的问题。

于川博士的学术思想正在照亮这个盲点（哲学的“灯下黑”）。这得益于他的学业长期驻足于科技哲学的背景，以及在科技史和哲学方面所具有的造诣。

于川博士充分吸收了汤普森在农业与食物方面的伦理思考，在细致地梳理了技术史后发现：“人类为了生存，从食物采集、狩猎那天开始就是生存性技术进步与发展的开始。直到今天我们也不能否认科学技术的终极追求是服务于人类的整体生存利益，映射了农业对于技术、环境、人类生存内涵的包容性表达。但是借由科学技术进步而产生的负面效应使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知与解决变得更为复杂。”他在书中把知识框架和思想逻辑延申到了生态之外，包括社会的、哲学的、科学技术的、文化的、政策的、习性的、风险的等诸多学科领域。从多元对话中寻求工业化进程与科学技术进步的理性归属之路，以及对人类与生态系统关系、生命进程及可持续发展的反思。于川博士说：哲学或许总是抽象的、普遍的，而环境伦理最终又是实践性的。以农业、食物为视角的环境（生态）伦理与实践的表达使我们没有舍近求远，反而更加认清了身边的环境，从而更加理解了环境对于人类的重要性。（见“导言”部分）

在于川博士的实践哲学语境中，如何定位生态系统的价值问题，尤其如何在处理不同利益群体之于生态系统中的不同价值与道德归属的认知问题，以及如何调整与解读每个利益群体的生态价值伦理在技术形态中找到生态恢复技术路线，成为他的生态伦理实践的基础问题。

全书共含六章，主干部分在第2章—第5章，分别介绍了生态价值的“异体-同构-中心-建构；生态（中心）多样性伦理和生命行为的固有价值；生存需求（农业行为）与生态伦理的容摄；生态伦理与现代农业生物技术。

于川博士以“异体-同构-中心”的逻辑框架为基础，说明人类及其社会无论以什么行为方式（包括价值理念）来认知生态伦理与实践，都无法舍弃原始的人类对于自然界的情感与认知。如果人们没有兴趣知道他们赖以生存的食物是从哪里生出、从哪里获取，那么他们的生存也就与自然界的存在没有任何道德及其认知层面的关联。这个假设，看似不存在，但现实生活中，却有很多人，尤以青年人以为我们天天食用的粮食和食物来源于机器。

对于这样的认知存在，建构生态多样性伦理和生命存在行为伦理便显得尤为正义。因此，生态（物种身份）的边界界定、伦理界定更为重要。农业是人类生存行为中的主要生态干预要素，对保持物种多样性、土地的健康、动物的友爱，以及这些要素与技术之间关系的张力，形成了实践哲学必须面对的问题。

在当代人类欲望的需求，加大了农业行为与技术介入的尺度，而生态伦理的容摄度，实际上是考验人的道德伦理原则，由此形成自然-社会-技术-文化相互依存的共进关系，同时促进哲学家、科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民间组织、公众、管理者及政策制定者的共识与结盟。这在某种程度上说具有了范式意义，它可以超越人类功利性的需求，生态管理（政策和决策）行为将由技术表达向道德表达进行转换。

这些理论的递进关系比较明确，于川博士最后还是提示科学家需要对高风险性的技术产品给出相对明确的社会定性；科学家需要重新审视科技创新模式与过程的复杂性；科学家也要正视人类科技范式的缺陷。进而指出，农业行为应当成为现代生态伦理理论研究的新视界；生态伦理与自然科学在未来应当融合。无论如何，在未来决定人类农业实践行为的，不仅仅是科技与商业，更在于人类自身的道德伦理态度，以及付出的有效行为。

这本书也带来了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文献资料的综述，看到了在这个领域很多我们熟悉的先行者与先觉者。让我回忆起1996年，当时我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上坚持发表余谋昌教授“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一文时，面对的阻力，但很快这一新的生态伦理范式便被学界所关注和产生共鸣。 于川博士此书的出版标志着学界生态伦理在实践哲学具象化中的开端。

人类进化的历史表明：农业作为人类创造的第一个文化形式，既是大自然的馈赠物，也是自然与人合作的结晶。农业，作为天然自然中的“人工自然物”，它的实践行为的优与劣直接受控于自然界，与自然交好是人类永远的课题，却也考验实践哲学的水平。在这个意义上说，于川博士为当前生态伦理研究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

稍显不足的是，对农业与食物微观层面的问题，诸如延续农耕文明数千年的“菜园子”、“农贸集市”、民间生态信仰，以及当代食物垃圾处理新技术的意义涉猎不多；在道德原则方面：如个体的伦理准则、公众的责任担当、公共参与的人性表达等等还有更多的阐述空间。我个人以为，如果当初这本书突出农业与食物行为的伦理价值，也许更为引人注目。

（完稿于2022年2月9日午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