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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对不起！

曹学芬/文

（编发按：本文作者是我的老姨（我妈同父异母的妹妹），写于十一年前。老姨的母亲是我妈妈的“新妈”，我姥爷明媒正娶的第二任夫人，是我非血缘意义上的新姥，但她始终是我唯一的姥姥。“文革”期间，姥姥作为“群专对象”被下派到“幼儿园”，我当时陪伴在她的身旁，大概长达一年的时间。这段时间我的记忆是，姥姥用碱面给我洗头，用稀释的敌敌畏帮我去除头上的虱子，给我买芝麻烧饼，讲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故事……而在文革发生前，姥姥留给我的记忆更为深刻——姥姥每天上班前都会化淡妆：娴熟地将发辫编好盘在头上，再罩上细孔的网；之后在脸上用粉扑扑上粉，淡淡的，然后用湿毛巾擦拭眉毛和嘴唇，让眉毛和嘴唇的轮廓更精致。冬天常穿西式的毛呢外套；夏天则是大襟上衣，腋下挂上一小扎白玉兰花，散发出淡雅的香气。每天如是，自然而从容。1979年我接姥姥来北京，大概住了三个月，她浏览了北京的各大名胜古迹。一次随中国科学院机关幼儿园出游碧云寺，往返的路上讲解了北京城的历史；在“五百罗汉堂”姥姥讲济公和每一个罗汉的故事，震惊了一同去的幼儿园老师们。她们说，我姥姥犹如一部百科全书。1981年春我到西安外国语学院培训英语，不久接到讣讯，姥姥因胸部横膜肌肿瘤而去世，享年只有68岁。闻讯我嚎啕大哭，没能最后见姥姥一面。后来，老姨告诉我，当姥姥得知此病的凶险后，毅然决然放弃治疗，不愿拖累家人且耗费钱财。并一再叮嘱家人，寿衣穿旧衣物，旧鞋子底部粘贴上白颜色的布，烧掉不可惜。我的姥姥何止一部“百科全书”，她与其他伟大的女性一样，如同春风化雨，滋润了我、我的家人、她身旁的人。留下了一部一个女性个体的微观时代史。——马惠娣再编于2022年11月29日，以此表达对我姥姥的缅怀之情。）

（姥姥和老姨：左图拍摄于六十年代，右图拍摄于五十年代）

 光阴荏苒，一转眼，我母亲已去世30多年了。可她的音容笑貌，以及与她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至今仍让我记忆犹新。我的母亲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她的一生都在为我付出，可我却做了一件对不起她的事，几十年来一直折磨着我的良心。每当想起，我心里就充满了无限的悔恨和痛楚。

母亲幼年失学，却酷爱读书

　　母亲于上世纪初期出生在辽宁省盖县（现盖州市）一个穷苦人家。外祖父目不识丁，饱受文盲之苦，决心无论如何也要让自己的子女读书识字，所以母亲有幸进入了当时的洋学堂。可是母亲只读了4年书，外祖父就无奈地中断了她的学业。因为母亲有5个弟弟，当时家中有4个孩子上学，让这个本来就穷困的家庭无法招架。

　　母亲聪明好学，是班上的尖子生。突然失学，让她觉得如同天塌一样，痛哭了好几天。从此，才十二三岁的母亲充当了家里的第二个“主妇”，帮着母亲洗衣、做饭、看两个弟弟、干杂活。除此之外，她还担当了家庭教师的角色，边看小弟、四弟，边辅导上学的大弟、二弟、三弟，教他们认字、读字、写字。母亲在校读过的书像宝贝一样被她珍藏着，反反复复地读给弟弟们听，来来回回地写给弟弟们看。弟弟们很快就学会了，母亲也记得更扎实。外公笑称她是一名称职的好老师。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母亲17岁了，已出落成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上门提亲的很多，父母选来选去，选中了一位在营口开商铺（做参茸、药材生意）的老板——我的父亲，让母亲给他做二房。父亲大母亲二十多岁，并在关内老家有妻子和一双儿女，母亲一百个不愿意。可是她经不起父母的苦苦劝说，又目睹自己家境的贫寒，债台高筑，生活无以为继，最后只有认命了。

（左图：姥姥年轻时；右图：姥姥的晚年）

临嫁时，母亲只提允许她看书这一个要求……

　　临嫁时，母亲只提一个要求，婚后要允许她看书。父亲满口答应，还没等到母亲进门，就买了一大马车方方面面的书。母亲见了这些书，就如同一个母亲见到了失散的孩子，高兴得竟忘掉了痛苦，一头扎进书堆，如饥似渴地读起来。她读书时，总是一手拿着书，一手拿着笔，身边还放着字典和笔记本，不认识的字就用笔画上，然后再查字典，把生字写在本上。久而久之，母亲的文化水平提高了，竟然连文言文都能看懂。

　　1939年我出生了。我的家是一个封建专制家庭，父亲当家。他非常严厉，称得上霸道，说一不二，又重男轻女。我的出生可以说是多余的，在我前面已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其中小哥是我母亲所生）。据母亲说，我生来就知道好歹，似乎明白自己在家中的地位，不哭不闹，有人逗逗就“咯咯”笑，着实可爱。母亲特别喜欢我，父亲对我却不屑一顾。

　　有一次，母亲把我抱到父亲跟前，让他看看。可他不但没看我一眼，反而怒气冲冲地把母亲给训斥了：“好，你就自己看，我哪有时间看？一个丫头片子！”母亲当时就泪如雨下，并为此难过了好一阵子。

　　母亲爱我，小心翼翼、无微不至地呵护我，不让我受更多委屈。在母亲的保护下，我成长得还算顺利。

母亲逃难时，没忘记带上书

　　“九·一八”事变，日本人侵占了东北三省，没收了父亲的商铺。于是父亲带着全家回了关内老家，与奶奶、大妈、大哥、大姐同住。母亲年轻貌美，识文断字，再加上纯朴善良，性情温和，周围的乡亲们对她很敬重。谁家里来信、写信全都求助于母亲。母亲的知书达理对他们的影响特别大，尤其是对妇女影响更大，不久十里八村就掀起了让女孩上学的热潮。在母亲去之前，这里还没有一个女孩上学，所以老家的女孩都很感激母亲。

　　1945年，我父亲被恶人陷害，在日本人的宪兵队蹲了18天监狱，几乎倾家荡产。父亲出狱后，为了躲避恶人，在当年底带我们全家来到东北，落脚于吉林省德惠县。这时我已5岁，有了记忆。我记得母亲在逃难时，也没忘记带上书，父亲为此大怒，竟把她的书烧了大半。尽管如此，母亲还是把剩余的字典和几本喜欢的书避着父亲藏到行李中。

　　搬到德惠县后，父亲越来越反感母亲看书，我曾多次亲眼目睹母亲正在全神贯注看书时，父亲一把夺过她手中的书，投到炉子里焚烧了。母亲从不反抗，也不辩解，不声不响，只是泪流满面。

　　可是，母亲并没改变看书的习惯。她把剩余的几本书藏起来，趁父亲不在家时偷看，看书由公开转入地下。她没有新书看，到关里老家后父亲再没给她买过书，父亲又一向对她进行经济封锁，她身上分文没有，所以她就翻来覆去地看那几本书，把书都翻毛边了。用父亲的话说：“你妈见了书，就像蚊子见血一样。”父亲的话很挖苦，但也很形象。

　　由于母亲看了很多书，会讲很多故事，常给我们这些孩子讲《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小说，大家都特别爱听。可能是受了她的影响，我和小哥都喜欢文学。在“反右”之前，小哥还写了很多文学作品，发表在报刊、杂志上，他当时是我们省比较有名的青年作者。

　　1946年，我上学了。刚上一年级时，上午上课，下午就放学了。父亲不在家，母亲又拿出书来看，并叫我在外面玩时给她望风。有一天我正玩着，突然看到父亲已走进院子。于是，我没命似的往家跑，一进屋门就喊：“快，快！我爹回来了！”母亲吓得一时不知把书藏到哪里，我急中生智，一把抢过书，塞到我书包里。一场虚惊就这样过去了。

　　第二天上课，老师布置作业，看我低头找书，她来到我身边，发现我书包里有本大书，就从中抽出来。她惊异地望着我，问：“你怎么有《红楼梦》？”我说：“是妈妈的书。”她又问：“你妈妈识字？”我点点头。那个年代识字的人很少，妇女识字的就更少，所以我们老师看我有一个能识字、还能看《红楼梦》的妈妈，感到很惊奇。

　　没过几天，学校开家长会，母亲去了。会后老师有意留下母亲，同母亲交谈起来，像老朋友一样。原来，我的老师是个独居的大姑娘，比母亲小不了几岁，她家离我家不远，此后她们便开始走动，互相拜访。老师的小屋让母亲十分震惊，除了简单的生活用具，其余全是书，像个小图书馆。于是母亲向她借书看，高兴得不得了。

　　母亲开始了新一轮的读书高潮。幼小的我却为她提心吊胆，生怕被父亲看见，给妈妈通风报信这根弦绷得更紧了。可是，尽管我和妈妈都十分小心，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本从老师那里借来的书被父亲发现。当然，这本书也没有逃脱父亲的炉子。

　　看到老师的书化为灰烬，我们娘儿俩都上火了。这次我也哭了，怎么向老师交代啊？妈妈从来就没钱，可怎么赔人家？为了这本书，妈妈病了；我上课也没精神，目光总是躲着老师。老师大概也感觉到了。一天，老师问我：“你母亲怎么总没来我家？”“妈妈生病了。”我低着头说。

　　于是，老师来我家探望。母亲只好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老师听后非常同情母亲，并安慰母亲说：“书烧了就烧了吧！那本书我已看过了，再说以后我还可以买，你千万不要上火，看书尽管到我那里拿。”我母亲特别感动，眼里充满了泪水。可是她不好意思再去老师家借书了，于是我的这位好心的老师就经常不断地把书带到学校，让我转交给母亲。在那段时间里，母亲看了很多外国名著，视野更开阔了，文学水平也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母亲凭读书获得本领，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

　　1947年秋，我家大妈随大哥、大嫂去了哈尔滨，大姐嫁到长春，家里就剩下父亲、母亲、小哥和我四口人。父亲决定，我们四口人也移居长春。可是到长春以后，形势越来越不好。那时长春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父亲没事可做，家里没有生活来源，全靠姐姐些许接济和卖首饰、衣物度日。

　　到了1948年春，一个金戒指都换不了两个苞米面窝头了，长春城里开始饿死人。形势越来越严重了，每天都有很多人饿死。我们家的锅眼看就揭不开了，每天只能吃一点糠馍或豆饼、豆腐渣、野菜等充饥。

　　当时父亲有个朋友在慈善会工作，父亲求他帮助找个事干。他说孤儿院要用一个代课老师，但必须到市民政局应试。父亲打怵了，他觉得自己年岁大，过去读的是私塾，又多年不看书，代课老师的差事恐怕胜任不了。当不成代课老师，全家就要饿死，这可愁坏了父亲。这事被母亲知道后，她立刻挺身而出，对父亲说：“我去试试！”

　　于是，母亲以她自学的知识，在前去应聘的二三十人中脱颖而出，顺利当上了代课老师，并把我也带到孤儿院与孤儿们一起学习，还给哥哥在民政局找了个勤务员的工作。母亲的好学，解决了我们家的生死问题。在那个历史罕见的时代，我们能活下来，多亏了母亲。

　　1948年深秋，长春解放了，可父亲说什么也不让母亲再工作。父亲满脑子封建意识，认为不到万不得已，妇女不应抛头露面。他坚决阻拦，母亲拗不过他，只好依了他。

　　那时工作机会很多，可是父亲没有找事做。自我懂事起，就没见父亲出去工作过。一是岁数大了，二是他总觉得他过去是做大买卖的是大老板，现在做小生意或给人打工太掉价，死活不干。最后，他只得把关里老家的房子卖了。可全家坐吃山空，那点卖房钱也没支撑多久。到了1953年下半年，日子已经过不下去了。这次母亲非常坚决，一定要走出家门。她又一次凭着自己自学的文化知识步入了社会，到刺绣厂工作，肩负起养家糊口的重任。

“文革”中，母亲因好读书而避免了皮肉之苦

　　1966年夏季，“文革”之风吹遍全国。1967年初，“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也开始了。刺绣厂女工多、小青年多，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可以说，“队伍”相当纯洁，有“问题”的人几乎没有。但在那个特殊年代，在矬子里也要拔大个，也要找出“清队对象”。于是，单位里的几个小青年在军宣队的领导下，成立了群专小组，在年老的女职工中撒下了网。

　　年老的女职工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但她们都是家庭妇女，以前没有工作过，只有我母亲在孤儿院工作过几个月，于是母亲首当其冲地进了学习班。还有几个年老的女职工，因丈夫有点“历史”问题，或者家里有点钱，也进了学习班。进学习班的还有当时的厂长（走资派）。

　　群专小组对学习班里的人每天批斗，让他们学习《毛泽东选集》、背诵《毛主席语录》。那几个年老的女职工最怕背语录，一是岁数大了，二是文化水平不高，三是害怕群专小青年，所以她们背起来特别困难。好不容易背会一段，群专小青年一来，她们就吓得一句也背不出来了，群专小青年很生气，就打她们……

　　我母亲恰恰相反，学毛选、背语录她都特别感兴趣。只要是书，她都认真看、认真读。母亲积极、认真地学毛选、背语录，能把一本语录倒背如流，并把那一年的“元旦社论”从头背到尾。群专小组没有难倒她，她倒把群专小组镇住了，他们觉得“这老太太真神了”。由于母亲的好学，在“清队”中避免了皮肉之苦。

母亲因读书忘做家务，被我呵斥一顿

　　1969年末，我爱人去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家里扔下我和两个孩子，还有两个卧床不起的老太太———我的婆婆和姥姥婆（丈夫的姥姥）。当时我的小儿子还在哺乳，大儿子还不到8岁，我还得上班“抓革命促生产”……面对眼前的困境，我真的傻眼了。然而，我的母亲就像及时雨一样，决定提前退休，来我家帮我（父亲已于1963年去世）。

　　那年她59岁，身体还很好，从此便与我们生活在一起了。母亲帮我看孩子、做饭、做针线，还要伺候我的两个久病卧床的老人。母亲从早忙到晚，任劳任怨，从不叫苦叫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母亲仍忙里偷闲，趁孩子睡觉也要看会儿书。

　　后来，我爱人从乡下抽回来，婆婆和姥姥婆相继去世，孩子们也长大了，母亲也六十多岁了，但她读书的欲望一点没减弱，每天干家务、看书两不误。

由于母亲喜欢读书，又善于讲故事，她不仅影响了我和小哥，后来又影响了我姐姐的女儿（外甥女住在我家）和我的大儿子……除我之外，他们都走上了文学道路。这是母亲潜移默化影响的结果，她是我们两代人的启蒙老师。可我却大逆不道，竟做了一件对不起她的事，让她伤心。

（姥姥与大弟下象棋，中间是我。拍摄于1968年）

　　那是1979年的寒假，孩子们都放假了，我和爱人还在工作。有一天上午，我回家取东西，一开门看见屋里一片狼藉：大儿子靠着被垛半倚在床上看书，床单一部分出溜到地上；小儿子在嗑瓜子儿，地上、桌子上、床上全是瓜子儿皮；母亲躺在床上看书，一副全然不顾的神态。

　　我看着这又脏又乱的样子，心里顿时十分烦躁，火冒三丈。可我没对孩子们发火，却皱着眉头，操着酸溜溜的腔调，对着母亲发了火：“妈，你怎么总看书？你也不是作家，需要总看书吗？”

　　母亲二话没说，立马下地拿起笤帚就扫床、扫地、擦桌子、铺床单，默默地清理着。

　　而我还在喋喋不休地唠叨：“你看看咱们的左邻右舍，谁家像咱们家这么脏乱！隔壁老李家也有两个孩子，可人家收拾得一尘不染；楼下老马家十来口人，也没像咱们家这么乱，难怪我爹当初烧你的书……”

　　这时，我看到母亲眼里噙满了泪水。她的神态很凄惨、很无奈、很无助，当年父亲烧她书时的样子又呈现在我面前。我的心顿时产生了不安和惶恐，竟“怦怦”地跳了起来。我怕母亲流泪，便立刻转身走了。后来我下班回家，再也没碰见母亲看书。我明白她看书又转入地下了。

　　一年以后，母亲突然得了肺癌，卧床4个月就撒手人寰了。母亲走后，我常常反思，一想起这件事，就后悔得不得了，如同万箭穿心。母亲为我付出那么多，而我对她却那么苛求，我怎么不知不觉也成了我父亲？

　　为了看书，母亲受了多少气、遭了多少罪啊？好像一个罪人。我常想，假如父亲是个学者，或者是个懂情理的人，能给她帮助、支持、鼓励，我也不拖累她，不让她给我干那么多活，让她有自己的空间、时间，想看书就看书、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她很可能会有一番作为，也会活着更充实、更愉悦。然而，她的天资、她的爱好，却被我们父女的霸道给淹没了、剥夺了。我鄙视自己！我是个不孝的女儿，只为自己着想，不想母亲的感受，实在是太自私了！而且直到母亲辞世前，我都没向她道歉，太对不起她。愿九泉之下的母亲能原谅我，也希望我能尽早地回到母亲身边伺候她，来弥补以往对她的不孝。

（此文曾发表在2013年4月21日《新文化报》上）

（老姨在许多方面继承了姥姥的品质。曾经的鲁迅美术学院的学生，在文革中不得不下放到工厂，从事包装设计。退休后“重操旧业”，拾起画笔再出发，其水彩画画作频获奖项。也是“天妒良才”，十多年前执笔作画的右手罹患“神经性颤抖”而致残，不得不改为左手作画，后来多幅获奖作品是用左手完成的。老姨因此获得了大家与同行的钦佩和赞誉。如今，老姨已八十四岁，每天依然坚持作画。——左图：我与老姨拍摄于六十年代末长春南湖；中图：我姨近年照；右图：老姨的获奖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