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也是生产力的思想引发了各地政府对本地经济发展政策的反思，试图利用发展文化的途径来发展经济，已经许多思想敏锐的地方政府思考的问题。发展文化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思路，突破了过去在发展中国家盛行的发展经济学的传统框架，是一种新的发展思路，可能创造出真正具有本土特色的发展之路来，而不是对西方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的亦步亦趋。发展文化必须根据文化的发展规律进行规划，在制度设计时必须抛弃过去把人看成经济理性的动物的假设，而对人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肯定，简而言之，人是文化的人，人的幸福感、满足感不是单纯建立在物质财富的增多之上，幸福感更多来自心灵和精神层次，而文化的认同与人的幸福感密切相关。离开文化而试图通过增加物质来增进人们的幸福感是不能实现的，以致出现物质越丰富，精神越空虚的社会病。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是发展的目的，而不是发展的手段。当然，文化的一些部分所具备的经济功能可以为发展经济服务，但仅仅是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如果文化沦为发展经济的工具，那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文化，而且必然会走样，最终，经济的发展就会迷失方向，这个经济体中的人们获得的幸福感也会越来越少，绝望感、幻灭感会随之上升。现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比如长江三角洲、胶州半岛，在其历史上也是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没有文化的地方是没有发展前途的。

传统发展理论的反思

　　兴起于二战后的发展经济学是发展中国家制订经济增长政策的主要理论来源。发展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主张，要实现一个地方最快的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充分发挥本地区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因此，寻找地区比较优势成为政府制订发展政策的前提工作。土地、资本、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比较优势也是在这四项基本的生产要素中体现出来。仔细分析这四项生产要素就会发现，土地是比较明显的要素，不必过于研究就可以得出结论；资本是流动的，而且世界上已经存在大量过剩的资本，只要有利可图和资本利益能够得到制度的保护，资本就会蜂拥而至；劳动力也可流动，地域性的限制不大；惟有自然资源内涵值得进一步探究。对于生产性的有烟工业和初级产品出口的地区而言，自然资源的储量和开采难易程度决定了这种经济体的前途。发展经济学中的“资源禀赋”概念涵概了这四项基本的生产要素。中国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和他的同事对经济发展史上的“东亚奇迹”所作的解释就是：这些国家实行了一条充分发挥“资源禀赋”的工业化之路，从劳动密集型工业逐步走上了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工业化的道路。从此，“资源禀赋”成为政策制订的中心名词。但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在起《资源禀赋再思考》一文中提到，“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平均而言，那些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它们的经济发展反而不如那些相对来说资源较不丰富的国家”。他举出了以下实际的例证，30年前，印度尼西亚和尼日利亚都以石油工业为支柱产业，当时的人均国民收入很接近，而今天，印度尼西亚的人均国民收入已然是尼日利亚的四倍。盛产钻石的塞拉利昂和博茨瓦纳也是如此。中东地区许多盛产石油的国家中，许多都是经济发展失败的例子。对这些现象的比较研究后，“制度”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认识。制度经济学获得了盛名。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只有实行宪政的法治，才是保持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制度保障。
　　对于一个急于摆脱贫困的国家而言，经济学理论成为制订国家公共政策的主要理依据是不难理解的。国家对经济增长的强调促成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现象，这一现象是指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分析方法、和基本结论介入到国家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道德、伦理、文化、法律、教育、政治、家庭甚至情感的领域，什么都应该在经济法庭上证明自己的经济价值。实际上，经济学的基本前提是过于简单，那就是它对人的经济理性的假设无疑是很片面的。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人是理性和感性的结合体，经济理性只是人行为的一个指导原则，甚至不是主导原则。人的幸福感、满足感并非来自物质的满足，更多的是来自爱、尊重、认同、自我实现等精神性的内容，物质只是第一层次的需要，满足之后就不再重要了。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假设人完全是消费物质的动物，经济学家提出的政策建议的主要目的是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大规模生产物质产品的工业化经济带来了人类始料未及的可怕后果，在这里笔者只提及直接与工业化生产相联系的全球生态环境资源危机：臭氧层空洞的迅速扩大、全球升温、空气、淡水和土壤的污染、土壤的沙化、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这个危机足以危及人类的生存。这里存在一个明显而可怕的悖论：人类千方百计追求发展，最后却是更严重的生存危机。
　　可喜的是，人类已经认识到了，过去流行的发展观是不科学的。2003年10月，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作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该决定中，中共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要纠正过去实行的不科学的发展观。过去的发展观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过度依赖资金、自然资源和环境投入，单纯注重量的增长；新的科学发展观要求建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经济。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能源以获得经济增长的方式被中国政府否定了。如果说，过去的工业化的特点是一种有烟工业，过去的发展观注重的是有烟工业产值的增加，那么在新的科学发展观下，无烟工业是必然的政策选择。虽然，“无烟工业”的具体定义和门类还不明确，但是这个名词已经被人们所接受了。旅游业是大家熟知的“无烟工业”之一，还有比如教育、会展业等。很多的朝阳产业也属于“无烟工业”，比如利用清洁能源（太阳能、风能、水能、潮汐能）的工业，种植花卉苗木等。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文化是生产力”的思想。这为各地政府利用发展文化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支持，许多地方政府开始认真思考如何通过发展文化以促进经济增长的问题。中国的浙江省明确提出要建设“文化大省”。过去被人遗忘的，花果飘零的“文化”终于重新被中国政府发现并重视起来了，这是一个好的迹象，虽然来得晚了一些。

文化是目的

　　思考“文化也是生产力”的命题时，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到很多“文化是……”的结论来，这个命题想告诉读者的是文化的功能、作用。人，是文化的人，不同的文化模式造就出不同的人群。文化、文化认同的价值是不可比拟和计算的。比如文化认同对政治稳定性合法性的作用是政治学者、法学者所研究的重要问题，基本的共识是认为文化认同会促进政治稳定。国防学者杨玉玲认为，文化认同是最坚固的国防。而能令读者感受到文化的巨大价值的论断莫过于中国明末大学问家顾炎武提出的“亡国亡天下”之说，他大声疾呼，否定了文化传统是要亡天下的。以上的看法都只是涉及了文化的“用”，文化的“体”是从古至今无数哲人圣贤所呕心沥血却仍然不甚明确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给“文化”下过明确的定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孙晶通过对马、恩文化观的考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马恩看到了文化与劳动的关系，比如提出了以下的思想：第一，文化与劳动相联系，劳动是文化的基础；第二，文化是社会劳动的结果；第三，劳动者只有把自己进行劳动的主观前提(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与客观前提(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结合起来，才成为文化的源泉；第四，在马恩那里，“文化”有时是一种狭义的概念，有时是一个广义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是当时那个时代的思想产物。
　　自1949年以后，中国对文化进行了整体性的改造，最后掀起了一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对文化和传统进行了一场彻底的改造。由于对什么是文化、文化的价值并没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对文化的改造显得过于粗暴，这样的改造没有给我们带来愉快的回忆和骄傲的成就，反而使得以后的很多年，国家和人们一直在反思忏悔之中。“文化大革命”的教训非常深刻，但是，扪心自问，今天，我们是否对文化有了比较科学而全面的认识呢。“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曾经是非常盛行的思路。这样的思路下，文化成为经济的奴婢。能为经济服务的那部分文化才能得到扶持和发展，那些不能在近期带来经济效益的文化得不到重视。这种分别的对待割裂了作为整体存在的文化，会造成文化的畸形化。文化自有其独立性，其发展规律也是独特的，寻找这些规律需要从文化学、人类学、文化社会学中去寻找。
　　要探究文化发展的规律，首先要了解清楚，什么是文化？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B.Tylor）对文化作出了堪称经典的定义：“文化或文明，从其最广泛的民族学意义上来说，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所习得的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习俗以及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的复合整体。”这个定义已经得到世界上多数国家的认同。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文化是这样被定义的：是某个社会或某个社会群体特有的精神与物质，智力与情感方面的不同特点之总和；除了文学和艺术外，文化还包括生活方式、共处的方式、价值观体系，传统和信仰。对照文化学的文化定义，我们就可以知道，过去对文化的理解和认识是多么的片面，我们民族的很多传统信仰、法律、道德、习俗等文化的内容被认为是落后的东西而被人为地清除消灭了。现在，抢救文化好象成为了社会最迫切的任务之一，但是更多的文化已经无法抢救回来了。
　　无论从人类学的定义，还是我们所感受到的现实，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社会、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文化，在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还会存在很多亚文化。文化是与生俱来的客观现实。我们要发展文化，必然要制订文化政策，在这些政策中就会涉及到哪些文化是要鼓励的、哪些是要保护的，因此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文化有无优劣之分？人类学的一个基本共识是，文化并无优劣之分。正是认识到这一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才极力推动了世界各国保护文化多样性的行动。签署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的国家都认识到了，“人类的共同遗产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象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 从1972 年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到2001年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到2003 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直致力于全面保护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从物质遗产到今天的非物质遗产的保护。从这个努力的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待文化的基本态度是保护。在《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我们看到了保护文化的一些基本原则，比如宣言的第二条提出，所有公民都应该融入和参与政策的制订；第五条提到，每个人都有权接受充分尊重其文化特性的优质教育和培训，每个人都应当能够参加其选择的文化重大计划生活和从事自己所特有的文化活动。第六条主张，在保障思想通过文字和图象的自由交流的同时，务必使所有的文化都能表现自己和宣传自己。
　　以上的分析，笔者旨在说明，要发展文化，繁荣文化事业，前提之一是首先要保护好文化。只有在保护好各种文化的基础上，造就和保持文化的多样性状态，才有可能保持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否则，文化只会越来越单一化，单一化的前面就是死亡。

文化的经济价值

　　《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的第三条承认，文化多样性增加了每个人的选择机会；它是发展的源泉之一，它不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而且还是享有令人满意的智力、情感、道德精神生活的手段。人类创造了文化，文化的作用可以体现在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不只是可以为政治和经济服务，也可以为社会服务，为个体群体服务，为企业服务，为家庭服务……。文化的发达是值得努力的目标。文化的经济功能正在得到彰显，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世界上一些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国际竞争的一大战场，许多的弱小文化在国际强势文化产业的冲击下消亡了。但是文化的交流所带来的效应是积极的、正面的，既有利于发展文化，也能带来经济的发展。文化旅游是一个文化发展和经济增长相统一的发展思路。
　　旅游经济是一种无烟经济，旅游能带来的经济增长一点都不比生产性的产业差，甚至更有力。我们熟知的，很多的旅游胜地主要靠旅游实现了经济增长。日本是一个典型的工业化国家，但是日本政府于2003年1月制定了一个观光立国的政策，旅游经济甚至可以成为一个国家的主导产业。
　　值得探讨的是，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旅游胜地。旅游资源可以分为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两大类。在这两大类中，自然景观是更基础的。很多旅游胜地只有美丽的自然景观，很少人文景观，如张家界、九寨沟；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齐美的地方，旅游经济肯定很发达，这有欧洲很多的城镇为例，如英国的斯特拉斯福镇，如果没有莎士比亚故居这个人文景观，这个小镇不会如此吸引旅游者；只有丰富的人文景观，而自然景观很差，那么很难吸引大部分的旅游者。
　　有烟工业破坏了美丽的地球，美丽独特的自然景观成为稀缺资源，倍受旅游者青睐。但自然景观的一个致命弱点是很难具备唯一性，在地理相近的地方，呈现出来的自然景观是大致相同的，其特色性就会消失，旅游经济就会失去基础。
　　人文景观所体现的历史文化的魅力，对于旅游经济的永久性影响，甚至决定性作用已经得到了理论界的认同。中国休闲学者马惠娣在《城市与休闲》一文中提出，城市的魅力取决于城市的人性光辉，没有文艺复兴，就没有欧洲的城市。这里的人性光辉可以理解为文化品位和历史底蕴。长久吸引游客的城镇，大多是因为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之中，还有独一无二的人文景观和文化氛围。其实，优美的自然环境也是人性的一种体现，表现出这里的人们对自然的热爱。
　　人文景观的天然优势是其唯一性。人文景观是本地文化的集中体现。人文景观是唯一的。世界上只有一个大戏剧家莎士比亚，他只能在一个地方出生在。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长城”、故宫都是唯一的。在一个自然景观相差不大的地方，由于其历史文化和人文景观的不同，旅游经济的发展状况会完全不同。有一位湖北的学者对东湖和西湖做了一个比较，东、西湖都是很有历史的地方。东湖地处九省通衢的武汉市内，湖边的放鹰台是距今已有四五千年历史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其楚王饮马池、楚王墓等属楚文化遗迹，还有如九女墩、施洋墓等近现代历史文化遗址。它是中国最大的城中湖，面积是杭州西湖的6倍，这里桃红柳绿，小桥游鱼，风景如画。东湖位于武汉，地理位置优越，但东湖却只是湖北名湖，而不是中国名湖，年游客接待量不及西湖的1/10，旅游收入不及西湖的1/6。两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这位学者提出，“历史人文资本的沉淀与升华不够，才是东湖落后于西湖的根本症结。”他这样分析了两者更具体的差异：“东湖的文化大多流于表面，缺乏内在审美，而西湖的文化则润透到每一滴水中，成为西湖灵魂的内涵；东湖是一个废黜玄想的务实之湖，而西湖则是一个激发人们想象力的浪漫诗性之湖；东湖的人文遗迹有仿制性，而西湖则体现出一种原生的真实性”。
　　因此，在努力营造美丽的自然环境的同时，打造出丰富而独特的人文景观，才能使得人性光辉在这里得到体现，旅游经济才能长盛不衰。

江山的优势

　　江山市具有 “文化立市”的发展潜力，文化旅游可以成为江山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
　　首先，江山市具有自然景观的资源优势。江山市位于浙江省西南隅，与闽、赣交界，素有“东南锁钥”、“浙闽咽喉”之称。四季分明，气候湿润，光照充足。自然景观秀丽奇特，境内溪流纵横，森林覆盖率达63％。仙霞古道，全长120公里，汉唐以来即是兵家必争之地，并且成为中国著名海上丝绸之路的一支重要的路上运输线。古道有九大雄关，与剑门关、函谷关、雁门关齐名，并称为中国四大古关口。仙霞古道在崇山峻岭中蜿蜒，一路林木森森、篁竹蔽天，古道石级缝中冒出青草，苍凉幽深。古道边的江郎山风景区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江郎三峰，三爿巨石耸立，高260余米，形如天柱，雄伟壮观，被誉为“中国丹霞第一奇峰”，并号称“中国一线天之最”。市郊南有老虎山，西有鸡公山，城北“百祜（ｈｕ）塔”、“凝秀塔”隔江对峙。大陈岭、坛石、大桥一带的天然岩洞，奇异瑰丽，各具特色。属于钱塘江水系的江山港，穿越了整个江山市，境内流长105公里。市内的须江公园，是浙江著名的山地式公园，依山傍水，景色秀丽。群山环抱、山水交融的月亮湖，宛如一颗硕大明珠，月亮湖湖面狭长，湖岸曲折，面积近两个杭州西湖，十多个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岛屿、半岛、湖湾分布其中。湖区景观众多，景色奇异。飞瀑涌泉、龙潭深涧、悬崖绝壁、崇山峻岭、奇花异草、茂林修竹、古刹洞穴，各呈其奇。
　　江山市的自然景观也许不是最能吸引游人的地方，其人文景观和历史才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江山素重教育，“士多志节而学究本源”，“尚气节而励德行”，历代人才辈出。宋代有进士180名，元明两代有进士20名。近代以降，那里走出了著名的“三毛一戴”。仙霞古道不仅是美丽的自然景观，更值得挖掘的是她的文化价值。仙霞岭地处浙闽要冲，旧有“仙霞天险”之称。唐代黄巢起义军在此刊山伐道，进军福建。岭上仙霞关，系浙江省重点文物。古瓷村在峡里湖之西，村内保留了完整的宋瓷工艺流程，各种手工作坊依山势而建，是一保存最完整的宋瓷作坊。其工艺流程，与宋应星《天工开物》所记，几不爽毫厘。比之瓷都景德镇的古窑，古瓷村更显得纯自然的古朴，小小水碓，纯然靠山溪一泓清泉推动，依然是手工制坯、描花上釉、原始龙窑，靠松杈烧制，一条40余米大龙窑，缘溪而建的九座小水碓。至今已有900余年历史的廿八都更是一个神奇的地方。这个镇千余户人家，竟然有142种姓氏，13种方言，是名副其实的“百姓镇”、“方言王国”。这与中国传统的宗族社会的村镇构成完全不同。由于历史上少受战乱，使镇上古建筑风貌依旧，保存较为完好。据统计现保完整、规模大的明清古建筑民居、厅堂共有36幢，公共建筑物有孔庙、大王庙、文昌阁、万寿宫、真武宙、忠义祠、观音阁、老衙门、新兴社等11幢。这些众多的寺、庙、宫、殿犹如一座座艺术宝库。
　　江山市美丽的自然环境为休闲旅游打下了基础，其丰富且保存完好的人文景观体现了江山深厚的文化资源。以文化旅游主导的江山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完全有可能建立起来的。但是不能用发展经济的思路来建设文化，急功近利只会破坏文化。人类学家提出的“生态博物馆”模式提供了发展文化和经济增长之间求得共存共荣的经验。生态博物馆的概念于1971年诞生于法国。生态博物馆作为一种新理念、新模式，突出强调保护和保存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生性，已成为保护原生态多元民族文化的一种有效模式。迄今为止，中国已先后在贵州、内蒙古、广西等地，建成了苗族、侗族、布依族、汉族、蒙古族、瑶族等７座生态博物馆。从实践看，这些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不仅保护了独有的民族民间文化，而且主要通过文化旅游，推动了生态博物馆所在社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改善了社区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提高了他们对本民族、本社区特有文化的自尊心和自豪感。
　　根据生态博物馆的一般原则，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提炼出来了“六枝原则”（因为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于1998年10月31日在贵州六枝地区的梭戛建成开馆），该是中国和挪威合作建设贵州生态博物馆群项目的核心原则，已经得到国际的认可。“六枝原则”具体内容包括：一、村民是其文化的拥有者，有权认同与解释其文化；二、文化的含义与价值必须与人联系起来，并应予以加强；三、生态博物馆的核心是公众参与，必须以民主方式管理；四、当旅游和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应优先保护文化，不应出售文物但鼓励以传统工艺制造纪念品出售；五、长远和历史性规划永远是最重要的，损害长久文化的短期经济行为必须被制止；六、对文化遗产保护进行整体保护，其中传统工艺技术和物质文化资料是核心；七、观众有义务以尊重的态度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八、生态博物馆没有固定的模式，因文化及社会的不同条件而千差万别；九、促进社区经济发展，改善居民生活。从“六枝原则”可以了解到发展文化的比较具体的原则。这些原则中，笔者认为有几条原则特别值得在“大一统”文化模式中长大的人深思。首先是第一条原则，这与我国过去所受的教育是完全不同的，过去我们总认为，本地民间的文化、习俗、传统生活方式是落后愚昧的，需要被改造，现在我们应该尊重本地居民的生活习俗，本地居民是本地文化的主人，游客是外来人。古人“入乡随俗”的礼仪保护了中国古代丰富而各异的地方文化，无数的方言可以为文化的平等做注脚。但是现在方言在迅速消亡，有些是自然消亡了，而有些是被认为改造的结果。其次，第四条非常重要，第四条体现了生态博物馆的本体目标，生态博物馆的最重要的目标是为本地人保护和发展本地文化，旅游收入是为文化服务的。而本地文化的持久发展才能使得这里的文化旅游持续下去，一旦这里失去了文化的原生性，就不会再吸引游客了。旅游为先的做法是涸泽而渔，最终会葬送本地人的福祉。
　　中国已经建立的生态博物馆都是为了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但是生态博物馆的理念同样可以为任何其他欲保护和发展文化的地区所借鉴。江山市欲打造“文化江山”，可以从生态博物馆的理念获得很多经验和启发。

几点具体建议

　　1、 成立一个专门的工作机构，拨付一笔专项资金，负责“文化江山”建设的各项协调和某些决策工作。文化是非常复杂的事物，要保护和发展文化，需要协调很多政府部门的工作，比如城市规划、旅游、、宣传、国土、环保、文教部门。如果没有一个中心机构，就很难进行各方面的协调工作，意见不统一，步伐不一致，都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该机构以“六枝原则”为工作的指导原则，每项工作都应该接受这些原则的考评。在这个机构中，常设一个专家组，各项大的工作计划比如城市规划设计方案、旅游区的建设规划等需经专家组多数认可。该专家组应该主要由文化学者、人类学者、环境学者组成。
　　2、 以“仙霞古道”为中心，划出一块尽量大的区域，建立一个“千年古道”文化生态区。人类学者方李莉曾经建议，在江山市的廿八都、手工古瓷村都可以建成生态博物馆，或者在一个总的生态博物馆系统下，建成多个分馆。各馆连成一个整体，有利于旅游者了解全貌。作为考察过六枝梭戛生态博物馆的学者，她强调，文化保护必须非常小心，过去很多的文化遗产都在保护中破坏了。一旦破坏，永远不可挽回。因此，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一定要在事先有精心的策划。保护是第一位的，如果项目策划不够精细，就不要盲目启动。在文化实施保护的同时，必须启动“文化记忆”的工作，因为文化会自然而言地发生流变和重构，新的信息、新的技术会自然地不知不觉地改造当地人们的生活方式，如果不把现存的传统用现代技术保存下来，那么过不了多长时间，当地人就会回忆不起过去的生活方式了，历史的记忆就会模糊以致最终忘记。
　　3、 有些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可以用博物馆的形式保存起来。历史学者任大援提出，江山船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可以在江山设立一个内陆船博物馆，区别于泉州的海上轮船博物馆；“廿八都”的方言是宝贵的历史资源，可以在那里建立一个方言博物馆，这是全国独一无二的，甚至可能成为全国的方言研究中心，吸引海外的华人来这里寻根，回味乡音。
　　4、 组织本地的历史研究者对历史进行更深层的挖掘，历史就是文化，历史越悠久，文化越有魅力。这些历史都要体现在当地的教科书中，以此培养当地人的文化自豪感。采用挽救如旧的原则，保存和恢复历史陈迹。
　　5、 改善江山与杭州之间的旅游交通，但是在文化生态区应鼓励无烟的交通方式：徒步和自行车。提供方便而实惠的自行车租借机制，完善休闲旅游配套设施。
　　6、 利用现代传播技术向外界推介江山人文与自然的优美。
　　7、 坚决限制有烟工业的发展，营造更优美的自然环境。

（作者单位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